落红不是无情物

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物阜民丰，喜讯频传，令世界对我刮目相看。但在大好新形势下，新矛盾、新问题也随之而来，“民怨”和“群体事件”时有所闻。或曰“癣疥之疾，不足为患”，无碍大局。话虽如此，毕竟从局部或一地来看，此类事件会影响当地正常秩序，成为该地一时挥之不去的阴影，有损于局部的安定团结。为之奈何？
　　日前笔者看了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近两年在贵州瓮安发生的这一重大事件，令人联想起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有一农民口头攻击毛主席（注）。如果孤立地看问题，就事论事，尽可按边区政府法令予以处理。但党中央和毛主席头脑冷静，深入调查，了解到这个农民是因边区政府征购粮食过重，产生了不满情绪。此事引起了当时虚怀若谷的党中央、毛主席“反躬自省”并从善如流，从中正确吸取教训，随即改进了边区的工作，及时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延安军民干部齐动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粉碎了顽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从而减轻了边区农民的公粮负担，边区民心大顺，出现了一派兴旺景象。
　　延安这一事件和瓮安 “群体”事件的圆满、妥善解决，堪称“坏事变好事”的典范，是我党“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佐证。为什么延安和瓮安能化解“民怨”，进而获得人民信任和拥护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心里装着人民，热爱人民，对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
　　其实，爱民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历史悠久。早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我国的儒家“亚圣”孟子就提出并倡导“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学说，意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必须以人民为重，人民是第一位的；作为管理国家的掌权者，即便是君主，较之人民是处于第二位的，是次要的，两者不可错位，更不可本末倒置。由此可见，我们的先辈、中国古代思想家何等重视人民，这与今天我们“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不谋而合，先后媲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的。
　　同样，我们党现在反复倡导“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三句话中的第一句就是要爱民，与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水乳交融，有鱼水深情。须知祖国是我们的地，人民是我们的天，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对父母——人民必须有己饥己溺的深情，时时事事处处，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用我们手中的权，为他们解危扶困，“救民于水火之中”，让他们得到实际利益，方能赢得他们的信任爱戴。反之，如果对人冷漠无情，视民如草芥，把维护正当权益的人视为“刁民”，滥用权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甚至沦为刺母殴父的“逆子”、制造当地事端的“乱臣贼子”，则指望他们用手中的权为民谋利，无异与虎谋皮，无从谈起。如此对人民无情的干部如不幡然悔悟，痛改前非，早晚会被人民唾弃。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化作春泥的“落红”，落在母树下，落在大地上，这是深情的红花对母树和大地的依恋、感恩和报答。“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的共产党员、革命志士，不是“落红”胜似“落红”，他们对祖国、人民爱得深沉，当革命需要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他们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今天，瓮安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也似“落红”，他们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为瓮安人民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历尽艰辛，终于得以化解民怨，赢得和谐！这是我党的延安精神在新时期的新发扬和新收获。
　　“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理想和光荣传统如“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在中华大地不但永远不会“过时”，而且必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不断发扬光大，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子孙万代造福无穷！
　　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893~1949）》第616~6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