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在进行残酷的“清乡”前，日伪军又一次侵占了石港镇，在全镇制高点——镇东北的土山上筑了据点，并派驻了日寇一个小队。伪区公所和伪警察所就设在土山脚下的民众教育馆（旧时为东岳庙）内。日本鬼子平日在镇上耀武扬威，随意残害百姓。伪警察则倚仗有盘踞在土山碉堡里的东洋主子作后台，到处敲诈勒索，为非作歹。刚获得解放、才过上半年稳定生活的石港老百姓又深陷苦难之中，他们都盼望着新四军早一天攻打石港镇，再次解救自己。
南通县抗日民主政府保卫科紧盯着石港镇敌人的动向，他们安排家住在石港西乡（与镇区一河之隔）的秘密交通员刘锦昌负责与石港据点地下工作者的联系。
在此次日寇侵占石港之初，县保卫科的郭怡风就接受指示，打入伪区公所，当上了伪区公所督察员。郭怡风本姓陆，石港丁渡乡人，由于参加革命工作后很少露面，再加之他家中有部分田产，用的又是原名陆国瑞，因此敌人并没怀疑他。郭怡风进了伪区公所以后，表面上与伪方人员应酬周旋，实际上是借此掩护开展工作。同一时期潜伏在石港镇做地下工作的还有张嘉箴等同志。因此，通过秘密情报网，石港据点里日伪的一举一动，县保卫科都了如指掌。
除了传递情报外，郭怡风将工作重点放在分化、争取伪方人员方面。他利用工作便利，摸清了大多伪警察的底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伪警察所里的一个巡官和几个警察，思想有了转变，表示愿意弃暗投明，投向人民。郭怡风将有关情况通过刘锦昌报告给了县保卫科。
县保卫科的赵瑞祥分管石港地区的情报工作。赵瑞祥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平易近人，对敌斗争勇而有谋。194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赵瑞祥来到刘锦昌家，要刘立即送一封信给郭怡风，并交代路上不能出差错。刘锦昌知道事关重大，便拎了一只竹篮，由东河边摆渡进了石港镇。他先找到地下工作者张嘉箴，了解到郭怡风在家。随即，张在前，刘在后，绕小巷穿后街，准备去郭怡风在北门广济桥河南的住家，哪知道走到靠近北河边时，忽然发现对面走过来几个鬼子兵。张很机警地加快了脚步，假意地埋怨刘跑得慢，刘则笑嘻嘻地加大步子赶上前。当时刘锦昌早有打算，如果鬼子盘查，就将那小纸信吃下去。幸好鬼子也没查问他们就过去了。
两人找到老郭，心上的石头才落下地。郭怡风看过信后立即将信烧了。
这天下午，由赵瑞祥牵头的碰头谋划按时进行。为了保证安全，刘锦昌的父亲刘万和撑了条小篷船，在石港东门接郭怡风上了船，然后将船撑到外港一个港汊里，让赵瑞祥和刘锦昌也上了船。外港两岸芦苇茂密，又无来往船只，是个隐蔽的好地方。赵瑞祥和郭怡风在船篷内低声商量研究，刘父管船，刘锦昌则拿着一副鱼网装作取鱼，实际上在船头瞭望。不多久，一个兵不血刃解决石港伪警察所的计划就在这条小船上谋划成功了。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郭怡风回到据点以后，进一步做了那伪巡官和几个警察的工作，并告诉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快到了。
8月底的一个深夜，新四军的一支精悍小分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石港镇伪警察所，在那被策反的伪巡官和几个警察的配合下，收缴了伪警察所里的长、短枪30多支，俘虏并押走了其余的伪警察。一切进行得悄无声息，连后院伪区公所的人员都在睡梦里，毫无知觉。
第二天，盘踞在土山上的日本鬼子才发觉，在它鼻子底下的伪警察所的全部人枪一夜之间竟消逝得无影无踪，气得那个日寇小队长哇哇直叫，立即宣布全镇戒严，进行搜索。但哪里还见到影子呢！
石港全镇戒严，如临大敌，但街头巷尾的群众都在交头接耳：“‘四老爷’（指新四军）昨天夜里又进镇了！”“听说，新四军把伪警察所连锅端了！”“看来，小日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