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随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中共地下党支部，奉组织指示从国民党十九集团军总部撤退。我和部分同志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介绍去皖南参加新四军。我们先到金华，住在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简称“分会”)。该会名义上是由省长黄绍竑夫人蔡凤珍和常务理事黎沛华(曾任宋庆龄秘书)领导，实际上是由分会秘书兼《浙江妇女》月 刊主编林秋若主持，她是“分会”的中共地下党、团支部书记，新四军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我们要通过林秋若介绍到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转往皖南新四军军部。那时我的母亲殷惠诚在“分会”所设浙江第二保育院工作(在云和)，弟弟秦加林在中共宁绍特委地下党工作，我经组织批准请假一周，去看望自1937 年上海“八一三”战火中分别三年多的母亲和弟弟。当我从云和到宁波时从报上看到皖南事变的消息，急忙赶回金华。我们一些同志已经去了皖南，时间相隔不到一周，突然发生这个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很担心同志们的安危，自己又因此不能去皖南，内心非常着急。林秋若留下我编辑宣传妇女抗日的《浙江妇女》月刊，告诉我刊物名义是“分会”主办，实际上受中共地下党东南局文委领导，叫我安心工作，以后设法转组织关系。
我与林秋若一起编辑积压下来的《浙江妇女》11、12期合刊。这时候，正当皖南事变以后，敌特横行，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有一位不满 20岁的姑娘邵亚仁，常来找林秋若，她们好像在秘密商量着什么事。分会同志们也都很喜欢她。她在金华一个部队的政工室搞抗日宣传，同样是从事地下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她热情开朗，细长的个子，略显黝黑的脸庞，在长长的眼睫毛下闪烁着一对大眼睛。她的漂亮、活泼、大方，颇吸引男同事们的注意。有一次，她向我们讲起有个国民党草包军官想追求她的故事：……她把他带到一个公众场合，当众奚落得他无地自容、狼狈不堪，引得我们大家前俯后仰哈哈大笑，连肚子都笑痛了。说起皖南事变，她咬牙切齿，疾恶如仇。当时，我们都是一群热血抗日的女青年，有共同的信仰、理想和志趣，加上我和她都是宁波人，她有浓重的宁波口音，我虽然生长在上海.家里都讲宁波话的，更是一见如故，成为好朋友。
1941年农历正月初一，国民党宪兵队突然闯进“分会”大门，抓走了林秋若。一时间，“分会”空气异常沉闷，门外有特务监视，一点都没有欢度春节的气氛。亚仁不知道这里出了事，正月初二一早兴冲冲地跑来，我和王民华把她拉在一边悄悄说话，叫她赶快离开这里，免遭意外。林秋若被捕时暗示我们把《浙江妇女》坚持办下去。1941 年春末，日寇进犯浙赣铁路沿线，金华告急，我们撤退到丽水，《浙江妇女》在此复刊。这时亚仁已先到丽水，偶尔也到“分会”来转一下，经历了一次白色恐怖的风浪，又是日寇进犯浙江内地的动荡时期，大家比较小心，彼此心照不宣(解放后才知道，她虽然年纪轻轻，却是领导着丽水职业妇女界抗日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那时丽水经常遭到敌机狂轰滥炸，我们往往冒着头顶上的炸弹，奔突到丽水大水门外的小村子里去避空袭，编稿子。同时去的有浙江省合作事业促进会的《合作先锋》，专署办的《民生日报》，有一批进步文化人聚集在那里，有陈虞荪、廖胡今、郑野夫、杨可扬、陆文明等，我们相互约稿，谈论对时局的看法。亚仁也常常出现在那里，她不断为《浙江妇女》写稿，或组织稿件送来，我们成为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凝聚着抗战时期特有的战友情。
1941年夏秋间，承印《浙江妇女》的东南印刷厂搬到江山去了，由于经费关系，我不得不只身携带稿件，辗转到江山，在印刷厂附近租间房子，一个人兼做编辑出版、发行。有一天，亚仁忽然到这个偏僻的小县城寻到了我。我没有想到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小地方，她会只身来看我，使我喜出望外。我比她大几岁，高兴得像见到久别的小妹，心里嘀咕，这个机灵的小鬼，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又怎么会找到我的?原来，她听说我去了江山的东南印刷厂，坐了汽车又坐火车来到江山，又打听到印刷厂的所在地，在排字工人师傅的指点下，好不容易找到我的住处。她在我的小屋里住了几天，还帮我包扎新出版的《浙江妇女》，大捆小包地运到邮局去。此刻，她要到浙赣线的战略中心上饶去，同时去找她心目中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战友卜三，他在那里等她去继续战斗。去上饶要经过江山，所以她特地先到江山来看我，向我告辞。我们匆匆相见又分别了，这一分别，竟是长长的八年。
我回到丽水后，同她通过几次信，隐约得知她和卜三在上饶曾英勇无私地设法筹款帮助被国民党反动派关在上饶集中营我党浙西《民族日报》社社长王闻识等人准备越狱；忠诚坚贞地保藏我党著名诗人、作家、鲁迅挚友冯雪峰(笔名“画室”)和当代书画大师赖少其在狱中合作的珍贵诗画稿《海盗集》；还通过同情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国民党宪兵在经济上生活上、接济过关在上饶集中营的《浙江妇女》主编林秋若，冒险送进周田村集中营，经郭静唐同志转交林秋若同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和亚仁同志各自辗转南下到了上海，我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华东总分社当记者，亚仁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在一次会议上我们见面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欣喜激动心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述的。
上世纪 50 年代，我调到杭州《浙江日报》社，后来，她也有两个孩子在杭州工作，我们常有机会来往于沪杭之间，除了十年浩劫中一度使我们分隔开来，离休以后，来往更加亲密。
十年浩劫中，她曾被逼，得过精神分裂症，但她有顽强的革命斗志，造反派批斗她，打她，问她:“你是什么货色?”她傲然振臂高呼“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在她自印的名片中，没有写任何头衔，却赫然印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可见她是一位铮铮铁骨的共产党员!经过多年折磨，她的病居然痊愈了，这是奇迹!
2000年她得了肝癌，这本是难治的病，我为她担心。由于她有豁达、开朗、乐观的性格，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三年多，肿块居然没有明显的发展。可是，这期间她的两个儿子相继患癌症去世，她虽然尚能正确对待，但白发人送黑发人，毕竟对她是太大的打击!2004 年10月，她又住进了医院，我在杭州却一点也不知道。她突然于当年12月7日去世，当她亲爱的老伴卜三打长途电话告诉我“亚仁走了”的噩耗时，我惊呆了，我们才分别半年，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离我们而去。她“走”入之前一天，我还把她送我的龙泉青瓷花瓶从装饰柜里拿出来，插上鲜艳的红玫瑰，闻着那馥郁的香味。这难道是心灵的感应?我不禁泪流满面，伤心极了!
记得2004年6月，我到上海，我的大女儿、女婿陪我去看望卜三和亚仁。午饭后，亚仁和我一起去看望刚住入苏州河畔半岛花园新居的著名木刻家、画家杨可扬。他是我们丽水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我们一向亲切地叫他阿杨。他为每期《浙江妇女》设计木刻封画，用锐利的木刻版画这个武器宣传抗日。他是卜三在衢州中学同班同窗好友。那天，亚仁兴致勃勃地同我一起参观阿杨富于艺术气息的新居室，好像参观了一次古今精品艺术展。在阿杨的玻璃柜里，其中有一块鱼化石，栩栩如活鱼，这是新疆一位油画家送给他的稀有之物，特别珍贵。然后我的女婿开车先送亚仁回到康平路100弄寓所。她那天是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她笑着向我们挥手告别，她那美丽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眼前。亚仁，你永远活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