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浙东区党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政委的谭启龙同志回到浙东，他多次向宁波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沈宏康询问:“有一位乐群同志是宁波姑娘，她非常了不起，不知道她现在哪里?”由此，经沈宏康到处寻觅，终于发现了这位“非常了不起”的宁波姑娘的足迹……
乐群祖籍是镇海小港乐家(现属北仑区)，其父亲、伯父是大老板，在上海、宁波都有许多公司、企业，家里有洋房、自备小轿车。
1937 年，乐群从上海爱群女子中学高中部毕业，“八·一三”的战火迫使她从上海逃难到故乡镇海小港避难。当时宁波、镇海还未沦陷。
这时，宁波、镇海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刚成立的中共浙东临时特委派委员竺扬与在小港蔚斗小学教书的卓子英等四位大革命时的中共党员接上了关系。不少小港青年和许多回乡的知识青年，在临时特委领导下组成了抗日救亡宣传队。
乐群当时是一位 19 岁的姑娘。她一腔热血，也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常常在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这情况由乡下亲友报告了在上海的乐群父亲，其父很焦急，乘了自备小轿车从上海经杭州赶到故乡小港，责怪乐群“大家闺秀不应像叫化子一样在街上抛头露面”。乐群说:“这是为了抗日!民族危急，国家危急，每一个中国人不能袖手旁观。况且小港许多长辈——唐爱陆老伯、李善祥老伯等，他们以花甲之年也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不但出钱，而且出力，还动员子女参加。李老伯的四个子女都参加了救亡宣传工作……”乐群的父亲于是专门拜访了李善祥和唐爱陆。唐爱陆对乐父说:“我在武汉衡阳的子女几次写信来叫我到他们那里去安度晚年，说我已是古稀之年，不要在小港奔走了。我心系家乡，心系民族，怎能丢下不管?值此民族危亡之时，匹夫有责，你家大小姐参加抗日救亡很积极，我看这很好，你不必担心。”乐群的父亲最后只好回上海。
1938年1月，在中共党员的组织下，镇海有一批抗日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小港有乐群、汪波等13个青年同去陕北。
乐群他们于1938年1月下旬辗转到了浙江丽水。3 月初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恩来同志接见。
乐群向周恩来提出:“周部长(那时周恩来公开身份是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我们 13 个人，都是镇海人，一路上千辛万苦到了武汉，目的是想请你介绍我们到延安去，参加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鬼子。”
周恩来用他慈祥而又锐利的目光打量着这群青年学生，亲切地说:“你们的爱国精神非常好，但是现在潼关吃紧，去延安的路不好走，而且延安的人口已经太多，粮食也很紧张。你们都是南方人，到那里去吃小米也不习惯.你们是不是可以到新四军中去?”
“新四军?”乐群问周恩来。她和同行的十几个青年人第一次听到这三个字。
“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组建的，番号虽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但也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军长是北伐名将叶挺同志，副军长是项英同志。你们都是南方人，到新四军去参加抗战，可以更好地发挥你们的作用。”
遵照周恩来的教导，乐群等青年都愉快地参加了新四军。
1938年4月，乐群随新四军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到了皖南。6月的一天，乐群等三名新党员到军政治部参加了新党员宣誓仪式。
三个月后，乐群转为正式党员，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找她谈话，宣布组织上决定她去女生队当副队长。
乐群有点为难了:“我人伍才半年，人党才三个月，怎么能当副队长呢，女生队里不少同志是我的老大姐，她们还是老红军，我哪有能力去领导她们啊!”
李子芳鼓励她:“不要怕，大胆去干，边干边学。”
不久，乐群又担任女生队的政治指导员。乐群的工作很出色，与许多老红军老大姐团结、配合得很好。李子芳与乐群的恋爱关系这时在军部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可是最后一次李子芳找乐群谈话时，却告诉她说:“当前形势非常严峻，为了应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组织上决定你立即去上海，利用你家中的条件，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军部中一些年大、体弱、有病的同志通过上海转到刘少奇、陈毅领导的华中总指挥部去，任务紧迫，你明天马上就走。
乐群问:“那么你走不走?你也是有病的人。”
李子芳说:“你先走一步，以后我再走。”
“不行，你阑尾炎经常发作，你应该跟我一起走，我父母在上海，条件可以，你到上海后先把阑尾切除掉，你不是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吗?”
李子芳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是组织部长，应该模范执行上级的命令，何况我是政治部领导，越是在困难情况下，作为领导更要和同志们在一起。”
乐群还是说:“我去找项(英)政委、袁(国平)主任反映一下，你的身体情况……”
李子芳坚决拒绝说:“要做阑尾切除手术，我在这里也可以做。你马上走!”
乐群服从组织安排，经繁昌、芜湖、南京转乘火车回上海。谁知这一别与李子芳竟成了永诀。
父亲、伯父看到乐群突然回家，开始很高兴。可是乐群明确地告诉父亲和伯父，请他们帮忙，要在上海建立党的秘密联络点。乐群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一系列摩擦事件的阴谋，说明目前皖南新四军处境的危险……她父亲和伯父点头同意了。不久，皖南事变的消息在报上披露了，乐群看到消息，非常愤怒，忧心如焚，她担心女生队里情同姐妹的战友，也惦念李子芳的安危。
后来，从皖南突围出来的同志，先后有几十人到乐群家里隐蔽。乐群不仅一一安排，还专门请了两个裁缝师傅，为突围出来的同志量体做衣服;有病的，乐群还陪同上医院诊治。她通过华中总指挥部在上海的一位做联络工作的同志，一次又一次地把突围出来的同志秘密护送出上海去苏北。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做秘密交通联络工作，而且巧妙地利用了她父亲、伯父在商界的影响和经济条件。同时，她不断打听李子芳和女生队姐妹的下落。突围出来的同志告诉她，女生队里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同志被俘了。当得知与自己一起参加新四军的汪波在突围中为掩护同志牺牲时，乐群悲痛万分:汪波的姐姐和家里人还倚门等待汪波凯旋归来呢!可是他牺牲在皖南青弋江的江水中了。李子芳的下落，后来她也终于打听清楚了:他阑尾炎发作，刚刚做完手术，体质极度虚弱，无法行走，就躺在担架上指挥政治部机关干部与国民党顽固派浴血奋战。在翻过飞云尖最高山峰大坑王的战斗中，他不幸被俘，被关在集中营里。乐群强忍住悲痛，她知道李子芳的坚贞，也知道敌人的凶狠，可她无法去营救……
此后，乐群又奉命撤回苏北，被分配在重建的军部政治部任宣教干事。不久，领导上又要她速回上海为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女办一件事。
原来，刘少奇和陈毅同志对叶挺的安危及他夫人和子女的生活很关心，派乐群带一笔钱去上海，请乐群父亲换成外汇，再寄往新加坡，以资助李秀文和其子女生活。
乐群父亲听她说明来意后不但慨然应允，还补上了几百元，凑成一笔整数，将钱汇出。乐群说:“爸，你凑的钱，我回军部后会报告领导，一定归还给你。”
她父亲播播头说.“不必了，你在那边也需要钱用，这笔钱就给你作零用吧!”
乐群说:“爸，我们新四军从军长、政委到战士，大家生活都很艰苦，我要零用钱干啥?况且这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就算阿拉家里对叶军长亲属的一番心意吧!”她回到军部后，对这笔钱只字未提。
后来又传来一个消息:李子芳在集中营坚强不屈，而且还领导难友斗争，1942年4月23 日，被敌人用毒药秘密毒死，年仅 32岁。乐群痛不欲生，晕倒在地……但是痛苦并没有压倒她，她在苏中四分区，在日寇残酷的“清乡”中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1943 年，当谭启龙、何克希等同志和浙东地方党一起开创了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之后，新四军一师抽调了一批干部，分批南下加强浙东工作。乐群也重新回到了故乡，由区党委城工委的书记王文祥同志单线领导。党仍旧利用她父亲的条件，在宁波三宝桥安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以乐家大小姐身份，她经常往来于根据地和宁波之间。
1946 年，乐群又被派到上海作秘密交通工作。
乐群的大哥大嫂与她的父亲一样支持革命。乐群的大哥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叫竺禹襄，竺原是英商中纺纱厂高级职员，1942年自行经营纱布，1943 年秋又自置了船只，经营航运，运输南北土产品。竺思想进步，和他的哥哥一起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线，为苏北根据地和新四军浙东纵队运送急需的物资。1946 年，经组织批准，乐群与竺禹襄结婚。苏北解放区负责贸易工作的冯昌伯同志来找乐群联系，请其动员竺家的船只，为解放区运货，包括一些武器弹药、通讯设备，乐群一口答应，竺禹襄虽然不是党员，也积极配合。
海上运输风险很大，货物常常被国民党海军舰艇卡住，乐群不得不调动社会关系，出入海关甚至找上层关系疏通。可是最后还是出了问题，先是竺禹襄的哥哥的船只在海上被国民党巡逻艇追击时，他不幸中弹牺牲;竺禹襄来往苏北、山东，并从解放区带回我党干部。1947年4月，他被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水上稽查大队扣留，关了八天八夜后移往监狱。
当时，竺禹襄的公开身份是运输公司老板，也确实不是共产党员，只要化钱是能保释出来的。党组织传达华东局曾山同志指示:“一定要设法将竺禹襄保出来。"乐群卖掉了所有家产，党组织也支持了一大笔钱，通过关系将竺禹襄保了出来。
上海一解放，乐群就在上海市民政局工作，是管干部的处长、局党组成员。可是她的爱人竺禹襄在“三反”“五反”中被定为资本家，1957 年“反右”中又被错划为“右派”遣送奉贤农村劳动改造。这位解放前为革命冒过风险、坐过牢的“资本家”思想不通，竟然抛下妻子和幼儿服毒自杀了。乐群没有再成家，带着唯一一个儿子生活，一直到 1996 年去世。
乐群生前从不将她父亲和丈夫支持革命及自己抛弃富裕的生活为革命奉献一生的事迹透露给大家，半个世纪来，她默默无闻地生活着。她的儿子和媳妇都下岗了，她所在的民政局下属有许多企业，但她从未开口为她儿子、儿媳安排一份工作。
她是一位坚强、勇敢、高尚的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