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6日30万国民党军在蒋介石的直接指挥下，悍然向我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点燃了全面内战的烽火。这场硝烟弥漫的战争，历时仅3年多，战争的挑起者——南京国民党政府就覆亡了，新中国宣告成立。这一结局固然系由国共双方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因素所决定，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确是其致命伤。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自抗战末期以来，“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使其民心尽失，经济崩溃，军无斗志，最终导致了政权的覆亡。
经济接收变劫收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要接收日伪政权所控制的一切厂矿、金融、企事业单位。
国民党政权将全国的经济接收工作，划分为苏浙皖、湘鄂赣、粤闽桂、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7个大区进行，从1945年9月起，至次年上半年基本告一段落。据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公布，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在接收过程中贪污、盗窃的数量颇巨。当时报纸刊载，其接收总价值约达数万亿元之多。
接收过程中，不同系统重复接收，大批机关互相争夺。各地敌伪资产，一般都要经过三四轮接收。当地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近水楼台”，为第一轮;机动性较强的部队和前线部队捷足先登.为第二轮;陆军总司令部系统与各省市接收委员会紧随其后，为第三轮；行政院系统各部门及各地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为第四轮。其接收机关,也多如牛毛，天津为26个,杭州为28个，北平为32个，上海达89个。因此，往往出现“此封彼揭”“封条重重”的情况。有的敌伪财产，被国府、省府和市府三道封条并贴。真是“五马分尸，一劫再劫”。“而每多一次交接，即多一次损失，及其流弊所至,行如一洗再洗，如梳如篦”。军政部接收组在徐州接收了烟草公司和酱油厂等民用企业，还强词夺理地说:“当兵的不能吃烟吃酱油么，谁说不属军用?”尚在筹建中的长春“中央警官学校”东北分校，竟以制桌凳为由，接收锯木厂;以将来要制服装为由，接收服装工厂。使得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清查团”也慨叹:“如此间接扩张解释，则一机关据敌伪事业，无不可接收者。”军事机关的恣意接收，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尤为突出。宋子文曾致电蒋介石称:“上海方面军政部接收之布匹，四倍于经济部所接收者，其中不合军用者达三百余万尺”:“北平方面，行营所接收各种物品，其价值至少伍拾亿元，远较其他任何机关为多”。各经济机关之间，在接收中也是争先恐后，互不相让。海南岛本应由农林部接收的农业机构共25个单位，竟被经济部抢先接收了16个，农林部本身只接收了2个单位。至于对房产的接收，因无明确管辖范围，争夺更为激烈。北平市长熊斌看中了西堂子胡同一号一所德国人的房子，立派4名警察前去看守，并贴“熊市长寓”四字;而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也相中了这处房子，又派3名军人前往看管。双方因此相持不下，一时传为丑闻。在上海，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因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竟互相开枪，死伤多人，发生了流血事件。
许多国民党军政官员，趁接收之机，贪污盗劫，敲诈勒索。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在负责接收湖北境内敌伪物资的过程中，为了安抚部属,他从接收物资中提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无代价地分给战区范围内各军事机关的官兵、眷属。自然，他也从中大肆贪污中饱。据称，仅第六战区接管会吞没的烟土即在10万两以上。更有甚者，一些接收机关和接收大员 竟打着“接收”的旗号，敲诈勒索，强占民产。仅武汉市被无端没收的民有企业，即有上海大戏院、金龙云记面粉厂、太平洋肥皂厂、福盛机器碾米厂等29家，还有许多民房也被强行霸占。据南京国民政府平津地区清查团报告，平津两地“有占用已经处理局核准发还人民之房产，及占用人民空房者，既不迁移，亦不履行租佃手续，官厅无力干涉，人民徒唤奈何”。普遍的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使得民怨沸腾。老百姓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收”和“劫搜”，称接收大员为“五子(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登科”人物。
国民党当局对敌伪物资的接收，给收复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老百姓失望地说:“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毓麟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他认为，“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1948年，蒋介石在进攻解放区屡遭惨败后，在一次军事会议上哀叹：“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巧取豪夺遍官场
国民党政府的各级官僚，尤其是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高官及其亲属，凭藉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经济恶化的特殊条件，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更将危机重重的社会经济，推向崩溃的深渊。
一些有金融背景的官僚，利用掌控国家与地方财政、金融命脉的特权，通过买卖黄金、抛售美金债券,大发横财。1947年2月以前，黄金可以公开买卖，他们从国库中大量抛售黄金:2月以后，又宣布禁止黄金自由买卖，强制收兑民间散落的黄金，并于三四月间发行了短期库券美金3亿元及美金公债1亿元。在这一放一禁、一抛一收之间，便大捞了一把。美国政府在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中认为，国民党内“消息灵通的政府官吏和投机分子经常地窃取机会，狼狈为奸”;美国特使魏德迈向杜鲁门总统报告说，在中国“发生了几次关于将美金证券和债券以及黄金特别优待地售给幕内人物的丑剧”。
由宋子文资本控制的中国蚕丝公司，于1946年利用其所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贷款200亿元，承办春茧。蚕农养蚕，每担鲜茧成本至少需15万元，而公司规定价格却只有10万元，至收购时实际所付的价格则有低于7万元者。宋氏控制的台湾糖业公司.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台糖，其成本连同运费每市担不过5万元，而转销上海后，1946年6月中旬的开价为7.3万元，至月底又升至12.3万元。1946年春夏间，一些报刊披露了孔、宋系利用“粮贷”投机的丑闻。该年4月，重庆国民政府发放“粮贷”10亿元，孔、宋系统的商业公司均为受贷的主要公司。他们利用“粮贷”到处高价抢购粮食，使上海市场米价很快由每担3万元跳到6.3万元。
1948年8月19日，在国统区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情势下，蒋介石行使总统在“戡乱”时期可紧急处分的特权，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通令自即日起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及外币券，稳定物价。受命担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蒋经国，在走马上任时信誓旦旦地宣称:此行决心“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最令蒋经国头痛的乃为轰动一时的“扬子案”。9月底，由财界大亨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直接掌控的扬子公司，因违法围积大批物资被查封。上海经检当局在其一处仓库中，即查出新型汽车车身100辆，零件几百箱，西药200余箱，英国货物500余箱，以及其他贵重物品无数，“将七八亩地的大厦堆积得没有一点空隙”。孔记扬子公司被查封后，紧急电话直通蒋介石官邸。据美国作家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所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甚为不安，乃先行离席。”“参考各种可行的史料，相互印证，第一夫人插手‘扬子案’，使经国受挫，已成不争的事实。”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直接干预下，孔令侃安全脱险，飞赴美国。上海市民讥笑蒋经国“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打虎赞》诗，讥讽黑幕下的上海社会:“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
舞弊丛生的选举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还突出地表现在貌似“民主”的选举闹剧之中。南京国民政府在大规模内战爆发、国民经济凋零的情况下，为了给自己的统治披上合法的、民主的外衣，争取美援，继续进行内战，急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
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是全国各地举行国大代表选举的日期。早在选举开始之前，各种不法行为，即已不断发生。其手法，多以金钱、财物、酒饭为诱饵，广招选票。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发出训令加以制止，其训令称:现已“有挟其来历不明之金钱，广事招徕募致流氓地痞为爪牙，为之奔走，设处招待，设席宴会，诱以嗜好，投以物品，凡此所为类似行贿，据今所闻者，已有费至十数亿元者”。及至选举正式开始后，据南京国民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率局本部工作人员深入首都南京各投票场所目睹事实写成的报告称:“少数不法之徒……事前大量搜集选举证，甚至……竟将选举权证扣留不发，待投票时利用中小学生，轮流投票，常有一人投票至十次以上者”。“当日大行宫、火瓦巷、中华路等投票所几全为市立第一、第二女中学生所包办，二条巷投票所竟有某报记者夏某，临时雇佣贫苦妇女二十余人，轮流投票，每次给钱若干”。由于舞弊现象在选举中大量发生，各地选民的告发函电纷至沓来。据其检举，在选举过程中:有的候选人是摇身一变的汉奸，有的候选人是冒名顶替者，还有候选人以撤职威胁选民，更有候选人持枪行凶迫害选民。宁夏省旅陕(西)、旅绥(远)同乡会揭发,宁夏国民政府主席马鸿逵，包办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其候选人全系他的亲戚或亲信，内中当选之四女性，一为马的庶母，二为马的四姨太，三为马的儿妾，四为马的庶母之义女。
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4月中下旬，国民大会进入选举总统阶段。在总统选举中，蒋介石以绝对优势当选总统;而另一候选人居正，得票仅及蒋之十分之一，显然仅属陪选而已。但是，在副总统选举过程中，却闹出了不少丑闻。从4月20日起，竞选副总统的角逐进入高潮。各候选人、助选人，甚至候选人的夫人，都一齐出动，不分昼夜地进入代表住所，紧张地进行拉选票活动。为多拉选票，李宗仁、孙科分别包下安乐酒家、龙门酒家，大宴各省国大代表；凡戴国代表徽章的人，不论早中晚进入酒家，一律免费招待。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溥霖四名候选人没有李、孙那么阔绰，但对各省头面人物也都请了酒席。于右任写得一手好字，便赠国大代表“为万世开太平"的亲笔大字条幅。短短几天，李宗仁共花去招待费金条1000多根(合黄金1万多两);孙科用去的钱自然也不在少数，不过不用他自掏腰包，蒋介石为之支付。
4月23日进行的第一次副总统选举中，6名候选人的得票均未超过法定半数，依选举法规定，次日将在得票前三人李、孙、程中进行再次选举。是日中午，即发生了一出武打插曲。为争夺副总统这一席宝座，候选人之间，特别是在李宗仁与孙科之间，互相进行人身攻击。由于《救国日报》登载了揭露孙科私生活的丑闻，加之李宗仁在第一次副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多，这使支持孙科当选的广东省国大代表十分恼火。于是由张发奎、薛岳等率领，60多名代表分乘两辆国大专车，于中午12时左右，涌入太平路《救国日报》社进行打砸，将所有门窗、文具、桌椅毁坏，还打伤报社工作人员多人。接着，他们于12点半至《救国日报》社曾公祠印刷所再一次进行打砸。吵闹中，《救国日报》社社长龚德柏拔出自卫手枪，在楼上守住楼梯口，声称如有人胆敢上楼，他必与之一拼。对方在隔梯对骂一阵后，方愤愤离去。为此，龚德柏向国民大会提出紧急控诉案;而张发奎、薛岳则反告《救国日报》捏造事实。双方吵闹不休。24日进行的第二次副总统竞选投票，三名候选人仍未有一人过法定半数，但李宗仁再次暂处领先地位。这使蒋介石十分着急。他动员一切力量，包括吴铁城、陈立夫等头面人物，为孙科拉选票;甚至要求程潜退出竞选，偿还其所用之竞选费，但需将所得选票全部让给孙科。据李宗仁回忆说:孙科的幕后人将凡可动用的机关，如党部、同学会、政府机关、宪兵、警察、中统、军统等一齐出动，威胁、利诱、劝告更变本加厉，甚至半夜三更还到各代表住处去敲门访问，申明总裁之意，从者有官有钱，违者则自毁前途。
在悉知蒋介石全力挺孙的活动后，李宗仁心有不平，决定退出竞选。接着程潜、孙科也宣布“退出竞选”。经过一波三折，方才选出李宗仁为副总统。由于这一结果，与蒋介石的意图大相径庭，所以新选出的总统、副总统只能同床异梦。
南京政府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国民大会选举的全过程，清楚地折射出这个政权的腐败及其即将覆亡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