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广大华行"是1933年初，由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田鸣皋和郑栋林五位爱国青年集资300元大洋在上海天潼路怡如里29号一个亭子间里创办的。在1937年到1938年间，“广大华行”的创始人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广大华行”就成了我党在国统区内的一支特殊的队伍，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并先后委派刘晓、孔原、刘少文、龚饮冰、严朴、钱之光等同志具体指导。“广大华行”的总经理卢绪章和副总经理杨延修等“红色商人”在我党的隐蔽战线岗位上，为了党的事业长期周旋于国民党官场与商场，为党作出了特珠的贡献。日前，本刊记者在上海采访了现已95岁高龄的杨延修老人，听他亲身讲述皖南事变之后一段充满传奇的经历，现特记述如下，以飨读者。
在商言商，出污泥而不染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我党的破坏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广大华行”作为党中央在国统区的地下经济实体和绝密的第三线备用工作机构长期隐蔽。当时，“广大华行”已发展成为一家很知名的企业，其总资产已达40万法币以上。
1941年秋，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见卢绪章，决定“广大华行”归属党中央领导，成立独立的党支部，卢绪章任书记。由周恩来副主席对卢绪章、杨延修等人直接领导，不同重庆等地的地下党发生横向联系。周副主席指示，“广大华行”的党组织要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一切活动要做到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不要与左派人士来往，要多交朋友，交各方面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参加社会上层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个人的社会地位;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作好掩护，要以灰色的面目把这一机构长期隐蔽起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交朋友中，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铭记周副主席的嘱托，在以后的时期里，卢绪章和杨延修他们广交朋友，利用新知旧好,拓展业务经营。其间，作为“广大华行”的副总经理和昆明分行经理，杨延修先后曾两次秘密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阅读党的文件，受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领导人的接见，并直接聆听周副主席的谆谆教导。尽管岁月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已近期颐之年的杨延修至今仍十分清晰地记得周副主席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蔼可亲的态度，温暖有力的握手，特别是富有感染力的讲话:“你们的工作既特殊又重要，在白区，你们一个人的作用能顶上一个师。要当好这个‘资本家’，不要怕人家说东说西，党需要你们坚守岗位，完成任务。为党要能忍受委屈。”周副主席还特别指示他要做好龙云的工作。
从此，肩负党的特殊使命的杨延修在商言商，在人们的心目中俨然是一个殷实的商人和大老板。为此，他还远离了过去的左派朋友，为党忍受了常人难以体会到的委屈。其时，救国会领袖之一李公朴在昆明开了一家“北门书店"，恰好离杨延修办公处不远。杨延修当年在由李公朴任校长的量才图书馆夜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与李公朴的关系就十分密切。这时，李公朴经常过来找杨延修聊天叙旧，还热情地请昔日好友与学生去他家吃饭。肩负党的秘密任务的杨延修生怕李公朴的来访会引起特务的注意坏了党的大事，可又不好断然拒绝。他思索再三，忍住内心的苦恼，采取来而不往的做法，就是自己不主动找李公朴，相见时，也尽可能简单寒暄几句应付作罢，不明内中缘由的李公朴由此渐渐疏远了杨延修同志。也就是在那时候，从党的利益出发，卢绪章接替了原由他人任总经理的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职务，引起了沙千里、沈钧儒等人的不满。杨延修奉组织委派向他们作解释，但终因不能泄露党的机密，难以向他们讲明“广大华行”的特殊使命，未能取得他们的谅解。
在这段时间里，“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通过杨延修结识的国民党分子张军光，同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军统少将骨干梁若节交上了“朋友”。施公猛是国民党头面人物陈果夫的亲信，在他的推荐下，陈果夫聘卢绪章担任了他主办的“中国特效药研究所”理事。此后，施公猛又拉卢绪章加入了国民党，还亲自为卢绪章送上由国民党组织部长吴开先作介绍人的“特别党员证”。杨延修也通过国民党军委会防毒处处长杨昌龄弄到了国民党“上校参议”的身份，还结识了陈果夫的外甥、国民党政府卫生部的一名要员俞松筠。这一切，事先都经过了党组织的批准。卢绪章和杨延修有了这一层政治保护色，为开展我党的工作扩大了周旋余地。在党的特殊战线，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杨延修，对自己的同志不能亲近，却要对敌人笑脸相迎与，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周旋，他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而且还不能对任何人诉说，包括自己的亲人。在与民族资本家卢作孚、侯德榜、康必如、严燮成、范旭东等人的交往中，杨延修也在商言商，广泛团结各界人士，做知心朋友，出色地完成了党的统一战线任务。与此同时，“广大华行”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其中与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合作创建的“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当时全国商会会长王晓籁、中国工矿银行经理包玉刚等人一起组建的“民孚企业公司”，与范旭东等合资创办的建业银行，资本都在法币1000万元以上，营业范围扩展到运输、保险、钢材、五金、药材、布匹、日用百货、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等领域。其间，“广大华行”还抽出20万美元资金，派舒自清到美国纽约建立了分行。
“接收大员”，回沪抢占商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庆。长期龟缩在大西南的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回南京。上海又将成为全国财政金融中心。
9月初，大后方各单位纷纷东下，准备在未来的市场中分一杯羹。杨延修奉命抢先回上海筹建“广大华行”总管理处，积极开展业务，但要搞到一张回上海的飞机票或船票，真比走蜀道还难。重任在肩的杨延修急于启程，怎么办呢?正在这时，我党获悉钱大钧将作为上海市长赴沪接收，陈果夫的外甥俞松筠也已被内定为上海卫生局局长，他们即将包船回上海。凭借以往的关系与“上校参议"的头衔，杨延修径直就去找俞松筠请他务必帮忙。
俞松筠没忘记自己从“广大华行”得到过的好处，他给杨延修一个“上海市卫生局接收员”的名义,与自己一起随“接管”首航专轮“民权”号，抢先东下回上海。
杨延修此番回上海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广大华行”总管理处在市中心找一所办公楼，当时，国民党有关方面已宣布敌伪房产一律冻结，加上国内外公司都想抢占上海市场，争夺十分激烈。“广大华行"总管理处是公司的门面和招牌，既要有气派，又要地点适中，交通便利，这样才有助于提高声誉，扩大经营，谋求发展。因此，杨延修想要找一处合适的办公场所非常困难。他日夜奔忙，多方联系，终于通过熟人得知一个信息: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因手头急需资金，准备出租公司的大楼。亚细亚公司大楼地处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外滩1号的商贸黄金地段，门面开阔，气势雄伟，是多少商贸金融企业梦寐以求的最理想办公场所。在“广大华行"创办人之一张平的岳父孙文俊先生的帮助下，杨延修与亚细亚公司英商打上了交道，最后先付了2000元美金定金租下了大楼一层所有的办公室，为总公司迁回上海施展宏图铺平了道路。为了扎根上海，开拓进取，总公司迅速调整经营战略，准备以国际贸易为中心向周边辐射，加强与国内外分支机构联系，把生意做大。为此，杨延修通过各种渠道物色人选，搭建班子。
当年10月间，总经理卢绪章也到了上海，“广大华行”择日开张，在亚细亚大楼门口，挂出三块闪闪发光的铜铸中、英文招牌:广大华行及所属的民安保险公司和民孚企业公司。后两家都请卢作孚任董事长。由于“广大华行”迅速抢占了上海市场，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并用这种优势，与美国施贵宝药厂和多家医疗器械厂商签订了中国地区总代理合同，使“广大华行”成为当时上海西药行业的重要企业。此外，“广大华行”及其所属的民孚企业公司还从苏联美国进口大批西药、白报纸、五金、化工原料等物资，都获得了可观的利润。
1946年，是“广大华行”业务最为兴盛的一年，这年中实现账面净利近百万美元。
沉着应对，与敌特军警巧周旋
1946年春节后的一个深夜，一伙上海黑社会人物从沿街的窗口爬入“广大华行”总经理办公室，撬开保险柜，窃走了90多两黄金，外加两万多元美钞。事件发生后，给公司资金调度带来很大困难。杨延修等公司领导采取“内紧外松”的办法调头寸，沉着应对商海风波，同时立即通过关系知照当权人物，要求警察局迅速破案。此事经新闻传媒介入，一时里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起到了未曾预料的宣传“广大华行”作用，更显示了“广大华行”的经济实力，提高了社会知名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局警方不得不尽力破案。最后，公司追回了8000多元美金，20余两黄金。警方破案后还从“广大华行”勒索去1000多美金，为办案人员“分红”。
接受了这次教训，杨延修等人开始结交当时上海帮会人物。后来在由他担任经理的“上海广大药房”开张典礼时，青帮头子黄金荣喜孜孜地赶早前来道贺。当时店内宾客如云，热闹非凡。门前好几条繁华的街道都挂上了“维他命保命丸”、“盘尼西林真灵”等宣传条幅，甚为轰动。一些想乘机前来敲诈勒索的地痞流氓见他们的“祖师爷”坐镇客厅，吓得一个个都溜之大吉。从此，一般黑社会人物再也不敢打他们的主意。
当时，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领导“广大华行”的工作。为使树大而不招风,他同意“广大华行”找个大后台和，陈果夫进一步交往。卢绪章回到上海后，在施公猛与俞松筠的陪同下，特地去南京会晤陈果夫,请他出任由“广大华行”和他那个“中国特效药研究所”合办的上海中心制药厂董事长，陈满口答应。就在他俩会晤后不久的一天，杨延修受卢绪章的委托，专程去南京陈公馆会晤陈果夫。双方寒暄了几句以后，杨延修从包里取出两盒刚从美国进口的治肺病特效药说:“果公，我们的卢总经理很关心您的健康，这两盒特效链霉素刚从美国寄来，送您试用，倘有疗效，我们再送上。”
患有肺结核，且求药心切的陈果夫见杨延修送药上门，十分感激地说:“延修兄，这药，我就收下了，谢谢你们的卢总经理。”
遵照卢绪章的嘱托，杨延修向陈果夫汇报了中心制药厂的筹备情况，并特地说:“果公，中心制药厂的筹建，进展顺利，目前已能正式小规模生产盘尼西林药膏。”同时还告诉他说:“我此次来宁，还代表‘广大华行’同南京军医署洽谈一批订货。我们已准备把中心制药厂即将生产的药品也列进去投标。"陈果夫听了笑着说:“延修兄，你们可真会做生意，中心制药厂还没有正式开张，你们就已预先接受订货了。”杨延修不失时机地紧接着说:“来年，中心厂正式开张之时，务请果公光临，主持开幕典礼。”
想到与“广大华行"合作，生财有道，陈果夫喜不自禁，对气宇不凡的杨延修也产生了好感。“尽管我身体欠佳，但中心制药厂正式开张之喜，我是一定要去的。"他高兴地回答说。为了进一步密切关系，此后“广大华行”又特地为陈果夫送去了进口冰箱、西洋参等高级滋补品。
1948年3月8日，中心制药厂正式开张那天，身为董事长的陈果夫果然带了夫人和医护人员专程来上海剪彩。有陈果夫出场，国民党在上海的头面人物吴国桢、潘公展、吴开先等也纷纷前来祝贺，还送上精美的花篮。各大报社的记者也蜂拥而至，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广大华行”通过做生意和交朋友，同社会上各方面人士建立了联系，也与国民党当局的党、政、军、特的某些人打了不少交道。他们之中不少人暗地里也是“广大”的股东，有利可图，因此也心甘情愿地为“广大”效劳。加上又与陈果夫这样的国民党显要人物有关系，“广大华行”更披上了一层令人眩目的保护色。
尽管这样，国民党内的有些部门对“广大华行”及其负责人仍有所猜疑，为此还曾一次次地发出密令要对“广大”及其负责人进行侦查、监视。在杨延修等人机智果敢的周旋下，都化险为夷。1947年初夏的一天，杨延修从他的家庭教师处得知，有人说“广大华行”在同共产党做生意，要找他们的麻烦。那个家庭教师是他在昆明经商期间的老同事，与国民党要人宣铁吾有点关系。老杨当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组织，并通过关系进一步了解得知:上海警察局已密令各区分局对“广大”主要负责人进行侦查与监视。原来，这条密令来自南京政府。得知这一情报，杨延修意识到事态严峻，便立即设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经紧急研究，卢绪章与杨延修等公司领导很快就商定了对策。他们请陈果夫手下的施公猛、俞松筠出面，在俞公馆宴请国民党在上海的党、政、军、警头目，借施、俞等人之口，大谈“广大”的公开来头和发展势头，请他们为“广大”捧场和释疑。卢绪章和杨延修在宴席上若无其事地和大家碰杯应酬，事后又分别上门去解释“误会”，在交谈中“无意”间抬出陈果夫的大名:“果公也和我们一起合伙做生意的哦，如若不信，那就只能请你们直接去找果公吧!”
这一招，还果真十分奏效。最后，此案由陈果夫在那个密令上亲批“归档”两字，就此化险为夷,不了了之。
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我党三线地下秘密经济机构“广大华行”，在卢绪章和杨延修等当代“红色商人”的经营下，建立了三项不可磨灭的功绩。
其一是创造了有利条件，掩护了刘晓、刘少文、龚饮冰、钱之光等一批我党高级领导人往来于解放区与沦陷区，确保了他们的安全。
其二是为我党 我军提供了情报、一批急需的物资和经费。据不完全统计，“广大华行”先后在1942年支援韶关我地下党法币8.5万元；1946年支援南方局金条50根，同年还支援党中央金条20根用于购买上海思南路107号“周公馆”;1947年支援上海地下党法币1亿元;1948年支援港澳工委50万美元，支援中南地区港币20万元;我党的南京梅园办事处的房子也是由“广大华行”提供一批金条顶下来的。同时，“广大华行”还为我党参加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提供了宝贵的外汇，并从国外进口了大批根据地需要的药品和其他短缺物资，包括一些特殊需求的物品，如我党高层领导刘伯承的假眼睛，也是由他们想方设法搞到后秘密送往解放区的。
其三是为我党培养了一批从事商业和外贸、经济的专业人才。这批专业人才在新中国成立后，分别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杨延修出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杨延修恢复了党籍和政治名誉，被任命为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市统战部党组成员,市政协副秘书长，他又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其后，他曾多次往返于沪港之间，为招商引资牵线搭桥。他还与刘靖基等一起筹建“爱建”上市公司，出任“爱建”公司首任党组书记，遵照党的方针政策，探索建立现代企业的新路子。杨延修在“爱建”公司一干就是20多年，担任“爱建”副董事长直至九十多岁高龄。
1985年6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杨延修享受副市长级待遇。在与记者谈话中，杨老深为自己半个多世纪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而自豪，更为自己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改革开放后祖国的欣欣向荣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