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题为《是自豪还是后悔?》的文章，漫谈自己在抗战中的感受。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自己作为一个爱国青年，能参加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打败日本侵略者，很是自豪。当时，主要是从国家民族大的方面来说的，对于自己个人有哪些具体收获，说得不多。现乘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机会，再写一篇，尽可能写得具体一些。
一
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从老百姓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参加抗战，是我的自觉行动。
我从少年时起，就注重读报，对国内大的形势，有一些了解。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继续步步进逼，华北危在旦夕，而国民党坚持反共，不肯出兵抗日，既不满，又焦急。“七·七”爆发抗战，“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战，还打了几个大胜仗，精神为之大振。很想参加抗战，但苦于无人介绍。1937年12月，南京失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丽水碧湖办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我去投考，被接受并编入抗日自卫团队政训人员训练班。我在这里接受军事政治教育，也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1938年夏结业，有18个学员被派到瑞安县。县政府分配我们到县属各区抗日自卫中队担任政训员。当地缺乏抗战气氛，军事人员不支持政治工作。我们都为不能发挥作用而苦闷，相约于“九·一八”回县城参加纪念大会。那个姓吕的县长在大会上讲话，说自己是东北人，他的三千万同胞，现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声泪俱下，很感人。会后，他从饭店里叫来许多酒菜，大吃大喝。这激起我们义愤，我们六个同学，愤而辞职，准备到武汉去参加保卫大武汉。
我们到了战时省会金华，听说省长(兼我们训练团团长)黄绍竑正在金华，我们的领头人秦开祥带大伙去向省长告瑞安那位县长的状。谈话中，黄得知我们将去武汉，他说，你们不能自由行动，并说省政府正在组织政治工作大队，开到杭(州)、嘉(兴)、湖(州)沦陷区开展“政治反攻”，你们不怕死的话，可以去参加省政工大队。我们一致表示愿意到沦陷区工作。他叫人写信介绍我们去参加。这样，我们六人到永康县的方岩报到。大队下分三个队，我和秦开祥被分在第二队。
当年10月，全大队一百几十个人，从方岩出发，有时步行，有时坐船，沿途做宣传工作，到达浙西于潜。在这里，三个队分头出发，我们二队到安吉、吴兴一带工作。二队下分四个组，我和另外三个同志编为第四组，由我扭任组长，从递铺出发，先到梅溪，再到晓墅，不久又进到吴兴县政府所在地的上方。1939年春夏之间，经二队队长姚旦(陆纲)介绍，我到吴兴县政工队担任副队长。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我被迫离开吴兴，到设在天目山的《民族日报》编辑部当助理编辑，结束了两年多的政工队的生活。不久，我在地下党员帮助下，潜离天目山，经上海到苏南参加新四军。接受我的是谭震林同志任师长的六师十八旅，开始了我在革命军队里的新生活。
抗战的头四年，我在国民党地区，受过军训，在部队担任过职务，也曾带领民工破坏敌占区的南京——杭州公路(时称京杭国道)，但没有直接参加过战斗。这段时间我最大的收获是读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巨著《论持久战》。
抗战初期，谈得最多的是抗战能否胜利的问题。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和他们报纸上的大块文章，都说“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但讲得比较抽象。只有一次听《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的演讲，讲得具体。他先列出抗战中好多条不利条件和困难，然后逐条加以化解，得出结论: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听者热烈鼓掌。当时我也觉得数他讲得好。过后再想想，又好像不够。但怎样不够，又提不出来。
读了《论持久战》，使我大开眼界，信心大增，因为它从战略的高度，提问题和回答问题。它从中日两国的国情出发，说明抗战不能速胜，只能是持久战。又从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说得道多助，失道少助，敌我双方在作战中将是敌消我长。于是把整个抗战分为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阶段，指出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书中的精辟分析，很令我信服。但限于自己当时的水平，对贯串全书的唯物辩证哲学思想，未能理解，加上自己还没有直接的作战经验，对书中所述的运动战、游击战等战法，也读不懂。及至参加新四军，有了一些部队生活经验，再读《论持久战》，就理解得比较多了一些，深了一些。
我参加新四军以后的头两年多，大部分时间在部队，经历了反敌伪军“清乡”斗争和部队从江南到江北的长途转移，参加开辟宝应县为新的抗日根据地和发动农民组成抗日游击队，又带这些游击队上升到主力部队。在这期间，我先后担任过连政治指导员、团宣教干事，以后随部队调到苏北的盐(城)阜(宁)地区，做过敌伪军工作，担承过滨海(现响水)县情报总站长和新四军三师八旅侦察参谋。
到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在自己部队中，处处受教育，时时求进步。经过党的教育和战斗生活的锻炼，使我确立了科学的战争观，成为革命军人，养成了以军人角度观察问题的习惯。深知胜利来之不易，要居安思危，保持警惕等等，这可算是我的一大收获。
二
从一个抗日救亡青年，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我参加抗战比较早，加入共产党比较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我自己对共产党的认识不够，对入党不迫切、不主动。我早在幼年时，就听到过一些有关共产党员的传奇故事，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是很高兴的，但对共产党从中起到过的许多重要作用，知道得不多，所以在心里也没有特别感激共产党。在碧湖训练团受训时，曾有同学在我的课桌里塞进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同学利用出早操，引导大家跑步跑到红军游击队集中的场所，参观他们训练。这使我觉得在教员、同学中有共产党员，但我没有主动去寻找他们，靠拢他们。及至参加省政工大队，有过两次大的活动，一为开队员大会，要求民主选举大队长和队长，二为集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听他们发言很有水平。当我们省政工大队在从浙东到浙西的徒步行军中，各种宣传工作都做得有声有色，我觉得我所在的第二队，进步力量强，可能有共产党员在起示范作用。我羡慕他们，想向他们学习，但又觉得这些同志有点神秘兮兮，又不好接近，没有主动靠拢他们。当时我认为做共产党员要有很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觉得自己还够不上。1939年春，我调到吴兴县政工队，担任副队长。不久，我们队里来了一个女同志，是在皖南新四军教导队学习过的。她是秘密党员，是来建党的。她叫已发展为党员的队员来试探我。我竟以自己对共产主义还没有研究，不宜当个挂名党员为理由，竟把伸过来的触角，挡了回去。我也不知道加入共产党要自己申请。因为在此之前，国民党几次拉我加入他们的党，都被我婉拒了。我以为当我够共产党员条件时，党会主动来发展我的。我的这种态度，使得那位来我队建党的同志不得不亲自出面与我谈话，批评我对入党的态度不积极，告诉我入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可以更快地进步。这时，我才承认自己原来的认识是不对的，表示愿意入党。
抗战初期的两年，我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拥护的，但对加入共产党组织，态度不积极，除了以上几点以外，我还有置身于党派之外，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抗日救亡青年的想法。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主要是国民党限制进步活动，迫害进步青年等活动的增加，使我从实践中体会到共产党不但政治主张正确，在对日作战中处处起模范作用，还非常关心和爱护进步青年。从这些比较中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也明白了要置身党派之外的想法是不对的，从而进一步拥护共产党。
我入党比较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所在的省政工大队第二队有些党员同志对我有看法，对我持比较高的警惕态度。他们这样是有原因的。省政工大队的基本成员，是调各县政工队人员到方岩集训以后留下来的。而秦开祥和我等六个人，是由省政府介绍来的，而且是在省政府办的碧湖训练团出来的。对我们这几个人为什么来参加省政工大队，引起他们的怀疑。此外，对我还加上一条，即在我的行李中，发现了反动小册子。1938年10月，省政工大队的队伍路过金华，当晚有同学说，我们抗日自卫团队政训人员训练班的朱主任在金华，他们想去看看他，我也去了。我们问他现在做什么事?他说把书报输送到前方去。我们说自己即将到杭嘉湖沦陷区去，可以帮他带些书报去。他很高兴，叫人给我们每人一包书。当时行色匆匆，灯光也暗，都没有打开包来看里面是些什么书。我们队伍是到兰溪，改为乘船，队部通知大家，可把不常用的东西交队部集中船运，我把那包书装在一个小网篮里托运。到了前方，急忙开展工作，未等运行李的船到就各自出发了。待派人去领津贴费时，才知道我的那包书，因船进水，弄湿了，打不开了，处理了，我也不在意。约在半年后，我到大队部治疥疮，一个同学告诉我，因在我的那包书中发现有《张国焘脱离共产党记》等反动书籍，怀疑我是托派。本来我打算治好疥疮后，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桂林去，当得知上述情况以后，我不去桂林了。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让他们看看我王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我有清高思想，同时也为了不暴露告诉我上述情况的同学，以免引起对他的怀疑，我没有向队的领导说明事情经过，争取他们理解。
我没有离开省政工大队，却调到吴兴县政工队主持工作。不久来了一个秘密党员，这个同志任干事，和我一起工作，实际上是帮助我工作的，时间一长，她对我的政治态度有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了解。我调到吴兴县政工队以后，原来省政工大队二队队长姚旦同志继续在政治上关心和帮助我。到1940年春反对敌伪军“扫荡”的时候，我和吴兴县政工队的同志坚持在敌占区工作，经受住了考验。这时党在吴兴县政工队内的支部，决定接受我入党。1941年1月“皖南事变”以后，我转移到苏南新四军。到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接受党的教育多了，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和感情，认识到有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起中流砥柱作用，才能把抗日战争坚持下去。1944年我脱产参加整顿三风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整风文件，学习毛主席著作，也学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提高觉悟，并联系自己思想作自我检查，清除个人主义思想，确立革命人生观，争取思想上入党，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实现了从做一个无党无派的抗日救亡青年到光荣的共产党员的转变。
三
抓住机会，学做新闻工作。
想当一个新闻记者，是我青年时的梦想。
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知识分子家庭，限于当时的条件，我只上过初级小学，再读了一年私塾，在12岁那一年(1931)到离家120华里的临海城内一家中药铺当学徒。有书读的时候，我好玩，不用功，失学了，想读书，没书读。好在我当学徒的药铺是个规模比较大的中药铺，订有上海出版的《申报》和《新闻报》，我白天不可以读报，只好在晚上打烊以后，搁好床铺再读。开始看儿童副刊，然后读社会新闻，再进一步就读国内和国际新闻。这样，报纸就成了我不见面的老师。在读报中学文化，长知识，开眼界，明道理。当时《申报》对长期订户随报附送《申报周刊》，我从阅读《申报周刊》中知道有一家《生活》周刊，办得很好，于是我和几个学徒、店员伙伴自己凑钱订了一份《生活》，轮流传阅，不时交换心得。我当学徒那几年，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报刊要求抗日的呼声很多。我受进步报刊的影响，有了爱国主义思想，对于《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先生更是十分敬仰，梦想有朝一日能当新闻记者。我学徒满师以后再做了两年店员，因为我关心国家大事，不安于位，引起店方不满，1937年初被辞退了。失业了，这时生活也不能自给，更谈不上另谋记者的职业。
我失业回到老家，好在临海城里的好友把他们那里看过的报纸邮寄给我，这使我能够及时了解形势。抗战开始，我情绪高涨，很想投身抗日队伍，却苦于无人引路，无门可进。约在1937年12月初，临海城里出的小报上登了则浙江省政府要在丽水碧湖举办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的消息，于是我和本村一个知识青年，一起到永康去考。结果两人都考上了。我被编在抗日自卫团队政训人员训练班。这个班的同学大都是20岁左右的知识青年。这个班除了军政训练以外，还请一些专业人士来讲一些课，比如怎样演讲、怎样演戏、怎样办壁报、怎样当战地记者等等。我自知底子薄，起点低，要用心学，学了还想照着做。我少时听老人讲“三年烂脚抵外科”，意思是看医生治病，时间长了，自己也成了医生了。我想我读报读了五六年，不是也可以照着人家报纸上登的学习写稿吗。当时，我们这个班组织学员作化装宣传，我报名参加。我们十几个男女化装成从杭州逃出来的难民，在集镇上向围观的人群诉述日军进了杭州市以后种种暴行，像是现身说法，引起观众同情我们，仇恨日本鬼子。我把这次宣传活动，写成一篇通讯，被训练团的铅印小报登了出来。我受到很大的鼓舞。有了第一步，就想走第二步。1938年，当我在省政工大队负责一个小组到安吉梅溪、晓墅开展工作的时候，就与组内同志一起办了一张日报那么大、取名《大家看》的手抄报，宣传抗日救亡。半年多以后，我到吴兴县政工队当副队长，队里有了一点办公经费，我于1940年春办起取名《反扫荡》、八开两版油印小报。手抄报一期只能抄几份，油印报每期可印到三五百份，影响加大了。为了学习，我们全队50人，每人从每月10元津贴费中拿出五角钱，由队部向金华、桂林进步书店邮购书刊。我们又选些认为很好的文章，油印成六十四开的《反扫荡小丛书》，供本队队员学习，也送一些给我们工作地区的知识青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的胆子是很大的，竟白手起家办起油印报和出小丛书。由于有了这些经历，当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我被迫离开吴兴县政工队的时候，才由天目山的民族文化馆介绍到《民族日报》当助理编辑，从此走上正规报纸工作岗位，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民族日报》是一张四开四版的铅印日报，为浙江省政府出资创办。我去的时候，是总编辑自编第一版，我作为他的助手，在他上班之前把准备放在第一版的稿件处理一遍，把不分段落没有标点的中央社电讯稿，改错字，补漏字，分段落，加标点，做好标题，供总编上班后改定。因为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心里有点紧张。当看到总编辑对我编过的稿子，改动得不多，心就放宽了。为了向他学习，我一直坐在他身旁，看他怎样修改稿件和标题，特别是怎样安排版面，学到不少东西。过了不多久，办在敌后的《浙西导报》被迫停刊，主编吴曼华(吴梅)也到了天目山，她到《民族日报》担任第一版编辑。我改编第四版(地方新闻版)，我利用报社来稿不登记的漏洞，把一篇孝丰县政府欢迎新四军一个副大队长向他们投降的稿子处理掉了，而同在天目山出版的、由国民党省党部浙西办事处主办的《浙西日报》却登出相同内容的新闻。这引起他们的注意，另派一个女记者接编地方版，我改编半个版版面反映远东情况的国际新闻版。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过去，不料四月初的一个傍晚，我被省政府的浙西行署抓了起来，借口是说我“在吴兴有经济问题”。正当我找保人并为自己辩护时，日军飞机多架轰炸天目山，把浙西行署所在地的大庙和关押犯人的房子都炸毁了。在当局作紧急善后处理时，《民族日报》社社长曹天风保我回报社。为了防止局面平静时第二次被捕，我借机逃出天目山地区，经上海到苏南参加新四军。刚到部队，就遇上日伪军“清乡”，我先当了几天战斗员，再到干训队学习，又被派到镇江、丹阳以北地区做民运工作。当地党委宣传部发现我曾做过新闻工作，又调我到《前进报》当编辑。《前进报》是四开四版的石印报，我向老同志学习石印报的操作经验，也比较快地适应要求了。可过不久，形势变坏，《前进报》停止出版，新四军第六师把报社编辑部几个人员调到师部，成为师直属队的新闻组，由我担任组长。为适应部队长途转移的需要，师领导责成新闻组编印一份名为《战斗与行军》的油印小报，由我主编。这时，部队夜行昼伏，我们几个人只能上午休息，下午工作，赶采访，赶编赶印，赶在傍晚部队集合时这份小报能发到各个连队干部手里。虽然很辛苦，当看到自己的工作能这样紧密地为当时战斗任务服务，心里是很高兴的。这段时间不长，但得到很好的锻炼。
部队转移到运河中段东侧，负责开辟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这时新闻组撤销，分配我到六师十八旅旅报当编辑。刚报到，敌军乘我军立足未稳，就来“扫荡”，旅报暂停出版，调我到旅部的战地服务团，到宝应地区工作。这是一个敌伪治安模范区，我们叫它模范伪化区，地方不大，情况却很复杂，是敌伪顽(国民党顽固派)争夺的地方。乡保政权伪化，青壮农民大多被编进迷信色彩浓厚的刀会。刀会晚上在香堂练功，女同志还不许进香堂。我们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在个别交谈的同时，我把在浙西办过的手抄报，在江北宝应地区复刊。我们组六个人，每人从每月三元津贴费中拿出一点，托老乡到镇上买来白报纸和红绿颜料，主要改编报纸上的材料，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报道新四军、八路军消灭鬼子兵的胜利消息。小组每周大约碰头一次，出一次手抄报，在改造伪化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起到了配合作用。
经过半年左右工作，群众起来了，伪政权和刀会瓦解了，地方党政组织建立起来了，主力部队扩大了。我在这半年中带过游击队，担任过连指导员和团宣教干事，并于当年秋，随五十四团转移到盐(城)阜(宁)地区。原准备派我进抗大五分校学习，到了军政治部，组织部从干部登记表中看到我做过新闻工作，把我留了下来，分配到军敌工部宣传科，准备创办能带进敌伪占领城镇的报纸，它表面灰色，内容抗敌。对于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工作，我倒是很有兴趣去办。又因为敌军要进行“大扫荡”，不但这个报纸出不成，连军部也转移到淮南，即新四军二师地区去了。我被留在苏北，从事瓦解敌伪军工作，还担任一个县情报总站长，经常在边缘区生活，这时，连手抄报也不能办了。虽然工作岗位多变，但我热爱新闻工作的心不变。我主动和当地报纸(盐阜报、盐阜大众报)联系，积极为他们写稿，受到他们的欢迎。后来经由报社同志推荐，我被调到新华社苏北支社当记者。这是1944年初的事。从此以后，我一直在新闻阵地上打滚，把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回顾自己在抗战中学习锻炼成长的岁月，深切感到抗日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才得以重新振兴。我参加抗战，打了一个大大的翻身仗。要牢记这段革命历史，为人不能忘本，职务应该退下，党性不能削弱，要尽可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