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流泗参加学生刘霞的升学宴，让我见识了农家孩子考上大学后的喜庆场面。当地农民把孩子考上大学当作特大喜事对待，所有亲朋好友都回来祝贺，爆竹、烟花响彻云霄，足足持续了半个多时辰，说震耳欲聋一点也不夸张。酒席上，淳朴的村民们把老师当作贵宾，敬酒、劝酒，生怕客人没吃饱喝足。一桌酒席整整吃了两个多小时，同行的几位老师有点招架不住。饭后，刘霞的爷爷一脸兴奋，满面红光，和我们聊起了他们一家三代人的大学梦。
原来老人今年68岁，解放初期上小学，读初中，后来考上了师范学校。但由于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母硬要他辍学回家务农。再后来，他在村小做了12年民办教师。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缩编，他仍旧回家务农。他说当时一气之下，将笔墨扔进了家门口的大塘里，发誓再也不写字了。然而，他的大学梦并未泯灭，只是把希望转到了大儿子身上。他送儿子上了高中，儿子也争气，成绩相当不错。可是就在高考前夕，儿子的眼睛意外受伤，导致高考失利。儿子儿媳外出打工后，他在家里带孙女，于是他的培养目标自然转向了孙女。孙女刘霞很听话，今天终于让他梦想成真。我是这个孩子的老师，我知道老人现在的心情。这个家庭并不富裕，这从他们造了好几年的二层楼房至今还没完全装修好可以知道。但是，老人对教育的重视，对自己大学梦的追求还是少见的执著。今天他成功了，他的孙女完成了他的夙愿，成了一名真正的大学生。老人满足了，满是皱纹、饱经沧桑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老人的经历让我想起了我家三代人的大学梦。我们家有着类似的情况，刚解放时十几岁的父亲，却是这个家庭年龄最大的男人，他必须帮助祖母一起撑起还有两个弟弟的家。他天资聪颖，虽然只读了一年私塾，但认得不少字，后来还在村里做会计。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下决心送我二叔上学。那时候家乡没有公路，没有班车，到县城为二叔送钱、送米、送菜全靠步行，30公里的路程一天来回，他不觉得累，只希望二叔读书成绩好。二叔是县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他不负所望，学习成绩拔尖，还是校团委副书记。学校本来要保送他上大学，可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二叔上大学的权利就因为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被剥夺。这件事对父亲、对二叔打击很大。二叔后来也是民办教师，而且做了20多年，不过比刘霞爷爷要幸运，快退休时还是被转为公办教师。他的小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圆了他的大学梦。
二叔与大学擦肩而过，父亲就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自己也有上大学的迫切愿望。然而，“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大学基本停止招生；后来虽然复课，但上大学靠保送，无需考试，家庭成分好就行。有二叔的前车之鉴，父亲的大学梦又破灭了。他在我高中毕业后就张罗我的婚事，并为我谋来了一份民办教师的差事。还好，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的大学梦又在酝酿。第一年允许已婚的“老三届”学生参加高考，让我看到了希望，但基础差，考试没有多大胜算，就暗中决定好好准备一年，明年报考。这一年我虽不说悬梁刺股、废寝忘食，但也吃了不少苦头。正当我跃跃欲试，在第二年准备报考时，除了“老三届”考生，其他的报名条件是“未婚”。我傻眼了，大学梦灰飞烟灭。虽然后来民办教师可考师范，我是第一批考取的。记得当年邻居从大队部帮我捎来“入学通知书”时，父亲高兴极了。但我知道，这只是中专，并不是大学，不然，父亲一定会大宴亲戚，好好地庆祝一番。
后来，我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南昌大学的本科文凭，似乎实现了梦想，但骨子里还在为没读正规大学而遗憾。父亲的希望当然也是我的希望，只有靠我的儿女们来实现。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大女儿和儿子都没有参加高考，我也因此非常失望，但是小女儿素洁做到了。这孩子从小学习认真，应届高中毕业就考上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师范大学，四年后又考上了武汉理工大学的研究生，不光实现了父亲和我的大学梦，还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位硕士。老父亲兴奋不已，70多岁了，在孙女的升学宴上举起了酒杯，滴酒不沾的他，第一次喝了祝贺酒。是啊，农家子弟的大学梦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今天终于实现了，能不高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