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市新建一座连接中心城区与老城的大桥，命名为“可桢大桥”，桥上有数十块文字和图案石雕，介绍了浙江大学西迁的历史和竺可桢校长的事迹。
抗日战争期间，竺可桢校长率领浙大师生离开杭州西迁，1937年冬初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938年春又迁江西吉安，后迁泰和;秋，再迁广西宜山;终于1940年2月定址遵义，直到1946年回迁杭州。在漫长的艰难抗战岁月中，遵义人民为浙大师生提供了教学上的便利，保障了生活上的供给。在遵义人民的支持下，浙大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撰写出一篇篇举世瞩目的科学论文，在国际上获得“东方剑桥”的佳誉，这是遵义人民和浙大师生深情厚谊的结晶。
竺师人品高尚，时时处处为师生垂范，特别是在教育上卓越的贡献，给黔地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竺校长是一位爱生如子，爱民若亲，爱国胜家的好校长，许多感人事迹一直传颂至今。
浙大校址分散，竺师总是风尘仆仆奔走于遵义、湄潭、永兴两县一镇之间，有时候徒步跋涉，与同行的群众、师生谈笑风生。抗日期间生活艰苦，学生营养不良，疾病多发，竺校长的小车就成了学生的急救车，学生住院的病床前常有他慈祥的身影。国民党当局一次次迫害和逮捕爱国进步师生，竺师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毫不顾及个人的安危，并四出营救。有一次浙大学生会组织发起为抗日将士募捐义卖，竺师毫不犹豫，献出家中珍品交给学生会。当时日机空袭频繁，警报一响，一批平时高喊抗日的达官显贵纷纷钻进小汽车，急驶郊外避难，唯有竺师弃车徒步和学生走在一起，患难与共。1944年，日寇入侵贵州，遵义危急，竺师报请当时教育部批准，向遵义43兵工厂商借近千条枪支，准备武装学生，抗日自卫，保卫浙大，保卫遵义。他的凛然正气，凝聚了人心，激励了斗志。
竺师爱黔，多次教育学生要知黔史，效先贤，为贵州作出贡献。他自己熟知黔史，如他在《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中说:“阳明先生出生于浙江，后迁江西、广西，而后又谪居贵州两年，与浙大西迁路线不谋而合。他治学躬行，艰贞负责和公忠报国的精神，尤其值得浙大学生学习。大学生如果忽略品性德行的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浙大校训为‘求是’，而阳明先生的学说正是求是的最好注释。”他要求学生:“祛私欲而发良知，励节志而勤学问，明是非而负责任，改良风尚，才能抗日救国。”他在遵义的一次报告中还举例说:清乾隆三年，陈玉殿任遵义太守，见四乡多槲树，可以饲蚕，先后两次派人回山东引来柞蚕种，在府署内试养，数次失败，但他矢志不移，到乾隆七年，终于成功，导民饲养，百姓放蚕之风遍及遵义全境。
到乾隆八年，得茧八百万，使遵义府绸与吴绫、蜀锦、杭纺媲美，我们要像陈玉殿那样利济民生。他多次告诫学生说:“凡所以为民生计，皆吾人之责任。”
1944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犹作困兽斗，大肆入侵中国内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贵州独山失陷。当时遵义人心惶惶，竺师临危不惧，教育师生保持镇定。他说:“贵州!无重要工业，又无大飞机场，非国际路线必经之地，得之，则防线增长，供给困难，除非拱手让人，不可取也。”讲话稳定了人心。他一面又临危不乱，组织应变准备，从容不迫，井井有条，在师生中组织好救护、供应、交通、粮食、通讯、保卫等小组。事实不出竺师所料，日寇不久遂告撤退。
他要求学生食黔粟，为黔谋。竺师说:“浙大以一千余师生竭尽知能，当可有裨于黔省。”当年战时交通受阻，贵州盐价骤涨20倍，浙大教授朱庭祜在后坪一带发现盐矿，以浙大之设备就地开采，缓解盐荒。竺师十分重视向当地人民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如1944年6月6日是纪念大禹而定的工程师节，竺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科学技术宣教活动，将机械、化工、电工、土工等系仪器设备作了一次大型陈列，供当地民众参观，一面向群众讲解，一面作技术表演。 遵义四乡人民纷至沓来，万人空巷，参观者川流不息。据当时浙大同学会会刊记载，民众大开眼界，叹为观止，纷纷要求学习各种科技工艺、科技生产。竺师还特别授意史地系，尽五六年之研究，编辑成地方志《遵义新志》，在离黔时赠给当地。以前只听说“盛世修志”，而“战时修志"堪称史无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