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字任之，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1878年10月1日，黄炎培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其父黄叔才是个读书人，曾考中秀才。黄炎培13岁失母，17岁丧父，家道中落。家境贫寒激发他刻苦攻读，1899年，黄炎培应松江府试，以第一名考中秀才。1901年，他考入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特班读书。特班总教习是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他教育学生:你们出校必须办学校来唤醒民众。1902年，黄炎培应江南乡试中举。1903年春，他遵照蔡元培的教诲回川沙办学。他一面办学，一面作“唤醒民众”的工作，每周举办公开演说会，宣传中国存在被列强瓜分的危险。1903年6月18日，黄炎培等应邀到南汇县新场镇演讲，不料引发弥天大祸，他被清政府以“革命党”罪判处死刑。后经当时名人杨斯盛和美国教士保出。他亡命日本，次年回国。1905年，黄炎培在蔡元培的引导下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教育会副会长。1906年，黄炎培动员了当时建筑业巨子杨斯盛先生捐银40万两，创办浦东中学。黄炎培任校长并兼授课老师。此后他又陆续创办了东吴大学、暨南大学等若干大学。
1912年12月，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长。此时辛亥革命成功不过一年，政局极其混乱，黄炎培忍无可忍，于1914年3月挂冠而去。
黄炎培无意为官，却潜心于研究如何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他以上海申报旅行记者身份用5个月的时间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1915年,他又随美国商团,赴美考察。他就中美两国教育之差异说:中国人读书与外国人的不同之处是“中国人所读,皆近于虚无宽泛，不切实用，外国人所读，皆切于日用生活”。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乃纯乎为纸面上之教育。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改良之道“不独须从方法上研究，更须在思想上研究”。1917年5月，黄炎培在教育实业界著名人士蔡元培、蒋梦麟、马相伯、张謇、张元济等人的支持和资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组织，他被推选为办事部主任。翌年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正规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
1931年春，黄炎培东渡日本考察教育。一天，他偶然购得三本暴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计划的书。黄炎培忧心如焚，回沪后立即在申报上撰文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并在面见蒋介石时谈了自己的忧虑。但他的意见并未引起重视。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黄炎培深有感触地说，职教救国固然重要，但非根本问题。而解除国难、复兴中华民族才是根本问题。黄炎培多次说，“九·一八”是我一生中思想和行为急剧变化的一年。他将主要注意力从职教转到拯救民族危亡上来。同年12月23日，职教社创刊《救国通讯》(1934年1月改名《国讯》)，为抗日救亡、唤起民众发挥了积极作用。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同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成立了以史量才为会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上海地方协会)，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和稳定金融与地方秩序。黄炎培还和史量才一起陪同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多次赴前线慰问。黄炎培之子黄大能在《忆念吾父黄炎培》一文中写道:“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我在中华职业学校求学期间因参加学校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抗日将士等活动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却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为了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连续几个晚上制作丝绵背心送往前线。1937年5月5日，黄炎培不顾风险，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看望被国民党逮捕的“七君子”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不仅与他们合影，还赋诗一首:“澒洞烟尘白日昏，端阳风雨扣圜门。长城万里云千树，随意挥毫壮国魂。”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同江恒源等致电宋哲元，支持二十九军抗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黄炎培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他不顾个人安危,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事宜。从8月13日至26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上海抗敌后援会就募集捐款100万元，征集卡车300多辆，先后设立伤兵医院30余所,收容伤兵数万人。
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定组织国民参政会，黄炎培在武汉被国民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这期间，黄炎培坚决执行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想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进”的工作方针，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坚持抗战、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和争取民主的实践中。
从1939年10月起，各小党派负责人鉴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经常一起研究时局。黄炎培提议在适当时机，邀集国共两党以外的各党派人士共同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劝各党派竭诚合作。11月23日，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光升、张澜等十多人在重庆青年会餐厅集会，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信约》12条。一年以后,国共关系更加紧张,各小党派负责人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紧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于是从1940年12月至1941年3月,黄炎培等人经多次商谈，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委会主席。从抗战后期起，发起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成了黄炎培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飞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欢迎。参政员们在延安逗留了95个小时。黄炎培等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广泛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最后在和睦气氛中达成了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停止国民大会进行， 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的一致认识。
在延安，黄炎培还同毛泽东畅谈了中国历代兴亡的经验教训。黄炎培说，大凡一个团体、一个政党初起之时，都是励精图治，力争从万死之中求得一生，因而无不显得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及至环境好转，问题也随之而来，或政怠室成，或人亡政息，或求荣取辱……真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总之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听后认为，这话是对的。
回到重庆后，黄炎培撰写和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热情赞颂共产党治理下的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该书3个月后即再版，并被辽北出版社等出版单位翻印，迅即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我抗日根据地不胫而走。1945年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他们中一些人也各自出版了延安纪行著作，但没有一人能像黄炎培这样明确表示对中共领袖和中共施政的赞赏、支持态度，更没有一人能像黄炎培那样以远大的政治眼光，提出历史上兴亡周期律一类与中共日后在全国执掌政权有重大关系的问题。
黄炎培回重庆不久，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又发动了内战，黄炎培推动民盟并联合重庆各界人士于1945年11月19日在西南实业大厦礼堂召开反内战大会，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会后不久,黄炎培就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黄炎培等11人当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1月10日至31日，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上发言，矛头直指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的报告:“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为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这段发言，义正词严，有理有据，痛快淋漓。蒋介石岂能善罢甘休，11天后，1月26日中午，国民党军警在光天化日之下冲进黄炎培居住的“菁园”，翻箱倒柜搜查了一个多小时。黄炎培没有屈服，向国民党严正抗议，终于迫使国民党公开道歉。政协闭幕会上，黄炎培要求政府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并发起成立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
1947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发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的同时，加紧了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以所谓“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的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民盟总部解散公告发表后，黄炎培在上海领导的民主建国会也转入地下斗争。1948年，黄炎培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之首，处境十分危险。1949年2月15日，中共上海地下党向黄炎培转达了中共中央欢迎他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黄炎培欣然接受邀请，秘密北上。经中共地下党安排，黄炎培避开国民党特务跟踪，乘船离沪，19日抵香港，后又乘船赴天津，25日上午抵达北平。当日下午，在李维汉的安排下，黄炎培与郭沫若、陈叔通、马寅初、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等党外人士一起，赴西郊机场欢迎从西柏坡抵北平的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人员。当晚，毛泽东设宴与北上的民主人士欢宴聚谈。
1949年6月，黄炎培作为民建代表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被推为负责草拟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10月19日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1954年9月，黄炎培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任职期间，黄炎培勤政廉洁。他和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坦诚相见，时有书信往来，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亦时有建议。如，提出了国家元首仍称主席不称总统、“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要变动等意见。1965年12月21日，黄炎培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