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的远见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个民主的毛泽东。
　　我读到李秀潭写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的哲学实践初探》—文，文中说：
　　"1938年，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又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他以一个普通会员的身份关心学会的工作，经常和大家一起研究问题，与哲学界同志切磋琢磨，亲密无间。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时，毛泽东同志出席了会议，并在讲话中强调提高理论水平的重要性，指出‘新哲学的前途是光明的’。平时，为了探讨某一个哲学问题，他还经常邀请有关同志到他住处座谈。在座谈讨论中，他一面阐明自己的看法，一面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鼓励大家独立思考，不要迷信盲从。他常说，我们共产党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不需要人们的迷信；我们党的领导人不是蒋介石，不需要盲从。你们学习理论，总结历史经验，对待问题，都要问个为什么。我的东西，你们可以提出疑问，大家讨论，不要囫囵吞枣。”(见《光明日报》1982年1月3日)在毛泽东同志这种民主作风的影响下，当时哲学界思想活跃，生气勃勃。人们勇于提出各种观点，展开争论。这样就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大大有助于克服认识的表面性和片面性，从而把握真理。
　　孟子说：“居移气，养移体。”人是会变化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地位的上升或下降的变化，事业发展的顺利或挫折的变化，作风会变，脾气会变，性格会变。何况，列宁又曾指出：“缺点往往是优点的继续。”自信本是优点，越了界限就会变为独断；果断本是优点，越了界限就会变成专横。这种变化不仅难以分辨，而且难以察觉。因为它往往是渐变，是静悄悄地不知不觉地一步一步地变，到最后，习与性成。习惯变成了性格，纵使一万头牛也拉不回了。
　　北京时期的毛泽东和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一样。据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曾经谆谆教导党内同志：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情绪的滋长。但不幸的是，在一个接连一个的胜利面前，他自己却骄傲起来了。他常说：三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他没有想到；农业合作化完成得那么快，他没有想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搞得那么顺利那么快，他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原来以为十分困难的任务，都一个一个顺利地实现了，在他看来，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由于他过分地自信，由于听到赞扬的话越来越多，他就逐渐地难以再听不同意见了，进而开始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第844 页)
　　毛泽东的变化在继续发展。据《毛泽东传》第三十四章说：“由于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已遭到严重破坏，党内政治生活已很不正常，他的个人领导已逐步取代党的集体领导。”(第1406页)
　　毛泽东的变化还在继续发展。据《毛泽东传》第三十六章说：“对“夺权这样的战略性决策，这样大的举动，并没有在党中央进行过充分酝酿、讨论并作出正式决定，便迅速在全国推开，这是很不正常的，进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领导已由个人独断取代了集体领导。”(第1471页)
　　民主集中制管不住晚年的毛泽东，群众路线管不住晚年的毛泽东。这是何等的专横呵!正如契诃夫所说的：“所有伟大的圣贤都像将军一样专横，而且也像将军那末粗暴无礼，因为他们深信自己是正确的。”
　　在革命长途中，特别是在革命取得了辉煌的大胜利，在革命党的威信极大地提高之后，人民领袖的品格也会发生前后大不相同的变化。没有比历史的教训的味道更苦了。我们需要监督一把手。
　　恽代英在二十年代就提醒我们党必须重视这个问题。他说：
　　“领袖代表人民，但领袖又要受群众监督。我们要服从领袖的指导，不然就会一盘散沙，没有战斗力。”“但是，我们要使每个人注意，我们服从领袖，是因为领袖可以指导我们做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我们要监督领袖，谨防领袖利用我们，谋他自身的利益，而引我们做不利益的事。我们不要依靠领袖的人格。”(《恽代英文集》第341页)
　　恽代英是多么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呵!二十年代，他就指出不能依靠领袖的人格，必须建立一种监督机制，才能使领袖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在领袖与群众关系上的一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