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教育兴农

　　
　　一位知名经济学家最近写了《要冷静地处理中国农民问题》一文。文中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条是：“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第二条是：“一定要放弃农产品自供自给的保护主义”；第三条是：“中国农民的困难不单是地少人多，而更重要的是知识不足”，“要干预市场来帮助农民吗?听我说吧，大量向他们廉价供应知识教育。”这三条建议，都有道理。尤其是第三条教育兴农，尤有价值。
　　人口多，是资源，也是包袱。温家宝说得好：“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人口特别多的国家。在未来的20年中，我国劳动人口要占全世界的四分之一弱。在诸生产要素中，我国号称地大物博，自然资源不能说少，但除以13亿，人均水平很低；资金资源，比起发达国家更是少得可怜；技术、管理资源，比起发达国家，也是落后得很远。唯一值得夸口的，就是人力资源丰富。可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如果把教育搞上去了，综合国力，任何国家比不了；如果教育搞不上去，是低素质人口，那就是沉重的包袱。
　　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许多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没有人不赞成撤除城乡界限，把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输送到城市中来，输送到第二产业中来，输送到第三产业中来。古人说：十室之邑，必有忠士；十步之门，必有芳草。在好几亿的剩余农民劳动力中，只要下大决心，花大本钱，施以优良的教育，可以预言，不仅可以产生王铁人、孟泰那样的劳动模范，李斌、许振超那样的能工巧匠，还可能产生李政道、杨振宁、袁隆平那样的科学家，林巧稚、吴阶平那样的名医，茅盾、柳青那样的小说家，郭沫若、艾青那样的诗人，齐白石、徐悲鸿那样的画家，黄自、聂耳那样的音乐家，梅兰芳、常香玉那样的演员，李惠堂、容志行那样的球星，甚至可能产生鲁迅那样的思想家，陈独秀、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
　　人力资源变成人力资本的关键在开发。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在教育的优先发展。这些年工作中最大的失误，就在轻视教育，连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也要摊派到农民头上。我们再也耽误不起了。举一个例子说，我国人均受教育的年限，大约是6.3年，美国则是13年，发达国家一般是12年。(注)
　　想当年，美国赶超英国，靠的是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我国的近邻日本、韩国赶超的成功，靠的也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这个法宝。说起来，真令人惭愧，韩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是12年了。
　　这位经济学家还建议我国大学采用美国的每年四学期制。学生选修三个学期，轮更地抽出一个学期到农村作教育工作。这对大学生自己也是一种好投资。
　　我心中想，要是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晚生六七十年，那该是多么好呵!
　　注：也许有人会用美国富、我国穷来作为解释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比美国低一倍的原因。但我却弄不懂，为什么美国富，全国只有44座五星级宾馆；为什么中国穷，全国却有175座五星级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