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部以《天方行草》命名的出访日记即将付梓之际，心中情不自禁地想起写日记的酸甜苦辣，感慨颇多。
我的日记，是我人生路上的忠实伙伴。早在小学时，我就开始练习记录，而后走出校门投身抗日战争，更是乐此不疲，有时一天写一篇，有时两三天写一篇。1947年初我担任连队指导员，几乎天天行军、打仗，枪炮轰鸣、弹火纷飞的壮烈场面，战友们奋不顾身、勇猛冲杀的英姿，令我激动不已，就随手把它们记在小本子上，有时当天实在来不及记，第二天必想方设法补上。这样久而久之，我就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到1967年，竟记满了大小不同、纸质各异的50多个本子。
就在这时，那场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直接吹到了我的身上。一天，妻子王昭出于安全考虑，提出把日记本统统烧掉。我虽然万分舍不得，也无可奈何。因为，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里，任何一句话都会被曲解和歪曲，进而成为“滔天罪行”，置人于死地。不少人就是因为一句话、一本书、一个笔记本而罹难，以致含冤丧命。我已遭到冲击，不能再授人以柄。所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无情的火焰迅速吞噬着我的一本本日记。当烧到抗美援朝期间的那几本，心弦猛地一抽，我突然伸出手，一把抢过，说:这几本不能烧!它记录的是我们伟大军队为国争光、助邻抗暴的壮举，里面有无数战友的鲜血和生命!妻子思考良久，终于同意。因此，我1967年以前的日记，只有抗美援朝期间的几本得以幸存。
不久我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家也被抄，所有文字稿，包括留有我笔迹的纸张，都被搜查了去。这时，我有点窃喜，幸而那几十本日记烧掉了，否则，不知又会给我添加多少“罪状”。在被关押的日子里，我只能写交代“罪行”的材料，哪里还谈得上写日记。直到1978年，星移斗转，春回大地，才重新打开日记本。这一写就坚持到现在，无一日缺损。既是积习难改，也是痴情不悔。
回顾60余年写日记的历史，我觉得收益颇多。第一，它磨炼了我的意志，促进了我的修养。对我来说，天天写日记，是一件乐事，也是一件苦事。白天总是很忙，特别是离开第一线岗位以前，时时都有干不完的工作，往往要到深夜才能休息。临睡之前，在灯下回忆这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看哪些做得好，为什么做得好;哪些还需改进，如何改进，并用笔把它记录下来，无形中起到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作用。其时，虽然疲劳不堪，心情却是轻松的，可谓苦中有甜，累中有乐。第二，锻炼了我的写作能力，提高了我的文字水平。50余年（被无端关押的几年除外)，近两万天，粗略统计，至少写了300多万字的日记。我认为，我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表达水平，很大程度得益于写日记。第三，记录了我的见闻，积累了一些材料。几十年来，我在基层、机关和总部的几十个岗位上工作过，担任过连、团、师、军、总政、总后以及机关科、处、部多种领导职务，所经历和关注的世界变化、国家大事、军事斗争、重要活动，从打仗、工作、学习到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乃至个人的读书、婚恋、家庭等喜怒哀乐，我都在日记里记了下来。有时还有感而发地写几行诗，我已出版的《京淮梦痕》、《足茧千山》两部诗集中的一些诗，许多就是在日记里即兴所书草稿或当时的灵感。尽管因为战争、工作环境等诸种因素，有的记得详细一些，有的记得很简略，但总归都是历史、生命不可重现、不可多得的留影。每当看到保存下来的日记，我就想，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资料库、备忘录，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前进的身影和脚步，还能从中看到一点时代的印记。
这部《天方行草》，是我日记中极少的一部分，由我几次出访国外期间所写日记汇编而成。这几次出访是:1985年10月，参加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1988年5~6月率领总政治部歌舞团访问东欧四国;1995年6~7月参加时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泰国、缅甸;2000年11月和2002年5月，由我和九届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王维澄先后率领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欧非四国;2002年9月陪同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访问亚太四国。在国外访问期间，我一如往常，不论日程多么紧张，活动多么繁忙，即使是深夜一两点，都坚持写完当天的日记才上床休息。在这些日记中，我记下了领导人的会见、会谈、迎送等外交活动的场景，记下了与所访国家政府、议会、军队、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与互助合作，还记下了参观工厂、学校、农村、军营以及人文古迹、风景名胜等的所见所思。由于行色匆匆，由于外事纪律，也由于是日记，我不能对所访国家有更多的了解，不能对见闻发表更多见解，也不能像游记、散文那样从容细致地记事、绘景、抒情。读者若能从中读到一些平时不容易看到的东西，我就心满意足了。更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做了很大努力，错漏之处肯定还不少，敬请广大朋友特别是熟悉这些国家的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外交部原副部长，在香港回归过程中担任筹委会负责人的周南同志亲笔为这部日记选写序， 给予热情洋溢的鼓励和鞭策，使我非常感动。周南同志许之以“游记”，誉之为“功补信史”，我确实愧不敢当。另外，在整理、出版这部日记的过程中，得到过一些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解放军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此，我一并表示衷心谢意。
2004年4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