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末到40年代末，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巨大的牺牲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华民族深受帝国主义侵略奴役的惨痛历史，也彻底摧毁了国内反动阶级的残暴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我的青春岁月，是在这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度过的。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当时我是个13岁的少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我在家乡奉化以及到“孤岛”上海，投入学生界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41年1月，从上海奔向共产党领导的苏南、苏中抗日游击区，成为新四军的一员；抗战胜利后，又投入了中国人民反抗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场大决战，我永远难忘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经历的十多年艰险困难而又光荣充实的青春岁月。
（一） 十三岁入党
1925年8月，我出生于上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我避难到家乡奉化，受到当时全民抗日救亡热潮的激励，又在同村两位族叔(都是20年代的中共党员)革命思想启蒙之下,于1938年4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时年13岁(实际年龄才12岁零7个月)。在偏僻的农村小屋里,我庄严地向党宣誓，要终生为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但由于当年地下党的种种复杂环境，我又曾有一段时间失去和组织的联系，因此在参加新四军后又重新入党,直至几年后才恢复我1938年在奉化入党的经历。
我在13岁入党,可说是我所处的历史时代的反映。当年正是我们国家面临日寇侵略的生死关头,全国同胞普遍陷于家破人亡、颠沛流离的灾难深渊。就是这样一种动荡岁月，促使广大青少年较早地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直接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激流中去。当年对于入党这样一件决定自己终生命运的大事，我确实经过思想上反复而严肃的思考。战争年代入党，要随时准备遭到各种风险以至各种可能的迫害。我自觉要求入党，可说是自己思想上的一种飞跃，是对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回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的思想基础。
第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战争是我一生大转折的开始。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人民百年来受尽日寇和其他帝国主义欺凌奴役,积压的深仇大恨，一下子爆发为巨大的怒潮。我记得当年的上海，大街小巷都是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歌声，电台的广播员嗓子完全哑了，还有大声地播送抗战新闻。记得我那时才从小学毕业，每天收听电台新闻一直到深夜，又连夜写成墙报，一大早张贴到大街上去。这种行动完全出于自觉的抗战激情。在我作为小学生的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电影里、书刊上看到的东北义勇军、十九路军和马占山、吉鸿昌、蔡廷锴等爱国将领的英勇事迹，我在学地理课时，也特别有兴趣绘制当年傅作义将军领导缓远抗战的作战地图。因此到“七七”爆发全面抗战后，我到了偏僻的农村，同样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战的激流中，参加了当地的文工队，担任小学里的“小先生”，又编写墙报，向农民宣传抗日道理，为战区受灾同胞募捐，自己曾步行几十里把募到的捐款送到县城，受到当年《奉化日报》的专门报道和赞扬。
第二，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生长在一个破产的资产阶级家庭，儿童时期，主要是接受了勤奋好学、振兴家业的思想，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对富家子弟骄横奢侈的厌恶心情;经过学习进步书刊之后，又逐渐形成对人生价值的一种新的观点，觉得个人的幸福不在于财富的积累，而对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现象也感到太不合理。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有不少同学把求学深造、追求个人幸福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而我和另外一批同学则认为处于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和前途同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结合起来，因此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去。
第三，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比较。我在小学时期，受国民党宣传教育的影响，对当时的“蒋委员长”抱有盲目崇拜心理，在“西安事变”时，曾为蒋介石获释回南京而放鞭炮庆贺。但随着年岁增长，开始较多接触了社会现象之后，逐步认识了国民党官僚腐败和欺压人民的种种罪行。当时我的二哥曾被国民党“抓壮丁”从上海强押到江西，受尽种种苦难，后因身体不合格而被遣返。这种强拉“壮丁”黑幕重重的现象在当年相当普遍。抗战爆发之后，报刊上又大量揭发国民党官僚大发“国难财”以及“国军”欺压人民的种种暴行。在此同时，我开始阅读一批介绍当年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书籍，特别是当年美国记者斯诺所写的《西行漫记》一书，真实地记载了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革命圣地延安的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读后，在我的头脑里真正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引起我思想感情上的剧烈震动。在这期间，我的两位族叔给我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并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向我介绍了一些共产党人在艰难岁月中为崇高理想而英勇献身的事迹。他们经历过20年代的农民暴动，其中有一位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腿部还受过伤。当时，我又大量阅读了上海出版的《译报》《译报周刊》及其他进步刊物。通过上述这些教育，使我认识到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政党在根本性质上的区别，认识到只有共产党真正代表了劳苦大众的利益，并能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因而决心成为这个党的一员，把自己一生奉献给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
(二)宣传抗日 从学校走向社会
1938年秋，我受党组织委派，进了县城奉化中学求学，主要任务是在学校师生中开展抗日教亡活动。这个学校早年也有地下党活动。如闻名全国的王任叔等，曾在该校任教。但在我进入该校之初，我是校内唯一的中共党员。
半年后有位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员来校任教，由我们二人成立了党小组。党组织要求我们以多种方式广泛团结校内师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也就依靠校内学生会机构，开展了热烈的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不久，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在上海沦陷之后，日军长驱直入，侵占我半壁江山，整个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在当时的形势下，鼓舞广大人民坚定抗日斗争的意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学校师生中宣传抗战形势，办报，办校刊，组织读书会，学习当时上海出版的进步书刊，特别是组织了几次大型的时事讨论会，在师生中影响很大。记得在1938年10月日寇直逼武汉时，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全国人心惶惶，我们在校内进行了“保卫大武汉”的辩论会，按照当年党的方针，坚持持久战、游击战的思想并介绍当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敌人后方挺进，在极端艰难条件下，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英勇事迹，这在当时校内师生中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当时我还在校内组织过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在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由党领导建立的全国性青年组织)，团结一些骨干分子成为校内活动的核心。
我们不仅在校内进行抗日宣传，同时也走向社会。除了和县城内的救亡组织、文化界和报社等进行经常联系外，还直接到农民中去开展活动，在寒假期间，我们组织部分同学，以流亡宣传队形式。在半个月时间内，穿着草鞋，冒着风雪，走上崎岖山路，到偏僻的深山小村，宣传抗日救亡的形势。每到一地，我们就在简陋的舞台上演出当年流行的抗战戏剧，以及各种音乐、舞蹈节目，还进行演讲、歌唱等街头宣传，以及粉刷墙上漫面、标语等，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当年由我们学生组成的这样一支流动宣传队，活跃在四明山区。此后不久，又由我们学生会出面，利用校内的空闲教室，举办过一期文化补习班，吸收城区的几十名贫苦小学生来补习文化课程，同时也对他们进行抗战形势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这一活动不仅得到学生家长的赞扬，也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些活动对我们本身的学习也大有好处，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在课堂里和书本中所学不到的知识，也培育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三)在政治斗争的风浪里
在奉化，抗战开始时有一位姓王的国民党县长，对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采取比较支持的态度。但过了不久，随着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日益明显，换来另一个县长，态度大变，对一大批抗日救亡活动中的核心人物，视为“赤化”分子予以歧视、打击、迫害。记得当时奉化城内发生过一次“救亡书店”事件，这家书店有许多传播抗战及进步思想的书刊，却被国民党当局勒令查封。当时，这股反共逆风也刮到了我所在的奉化中学。这里要提一提我和当年奉化国民党县党部一名姓汪的书记长的关系。在我进入奉中时，党组织曾交代我，要注意做好对一批国民党员的团结工作，并接触国民党领导层，争取他们支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而那位姓汪的国民党书记长又恰好在我们学校担任公民课教师，他对我这个来自上海的学生，似乎表现出一种特别的“兴趣”。他在口头上也关心和赞同我们学生的抗日活动，并要我常去县党部和他见面。但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他对抗日活动的态度逐渐变化，一再向我提到要警惕一些人(指共产党员)的活动。实际上，在奉化这样偏僻的小城，许多抗日救亡团体领导着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都有共产党员在那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即使是名义上称为国民党领导的政工队，也由共产党员担负着主要领导责任。我熟识其中好些人，有位当年的政工大队长叫陈冠商的,就是中共党员。
1939年初，在我们校内又发生一起震动县城的事件，由我发起组织五六位同学，打算自己租车去皖南投奔新四军。当时，我们一批同学从报刊上读到有关新四军挺进敌后的英勇战绩的报道，都深受鼓舞，又加上在奉城已经出现反共逆流，政治空气日益污浊，大家就有了投奔新四军，到敌后去打游击战的决心。但在出发前夕，我们的行动被一位同学家长发觉后，向学校告发，学校立即采取措施，在我们第二天清晨到车站集合时，将我们“扣押”回校。当时学校领导对我们的这一行为指责为未经家长同意的“鲁莽”行动。而国民党当局却把此事当作是“大逆不道”的政治事件，蓄意要追查“幕后”指使人。他们倒并未注意我这个真正的“共党分子”(大概也由于我在年龄上还不够“资格”吧)，而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一位教师身上。因为这位教师曾在校刊上发表过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章，就被疑为“赤化分子”。实际上，他和共产党是毫不相干的。
当然，国民党当局也对校长施加压力，要对我们这批学生严加处分，当时校长还是爱护我们，给我记了2个大过、2个小过的处分，未将我开除出校也算“留有余地”了。至于那位姓汪的国民党书记长，在全国解放以后，组织上为审查我的历史，曾在黑龙江一个农场找到了他，向他提起我这个当年的“学生”。他还记得起来，并说当年他曾准备发展我参加国民党,以后，逐渐发现了我的思想倾向并不符合他的“愿望”，也就放弃了他原来的那种念头。
1939年下半年，奉城的政治局势不断恶化，我的政治身份也有所暴露，这时，我在沪的父母要我回上海。经党组织同意，1939年秋，我离开奉化回沪。短短一年的奉中生活，是我入党初期的第一段革命经历，在我一生中是特别值得留恋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