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之，你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了，开头始终不能接受你已逝去的事实。有些时候总以为你好似“出差”了，长时间的“出差”去了。但事实令我又不得不承认，这次你再也回不来了。因此，悲痛也就更加不能自抑。
那是很多年前了，你的母亲——我的婆婆曾对我说起你在南通读小学及读师范时的一些小故事。因为家穷，你平时几乎没有什么零用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上小学时，有一天你在街上捡了个金戒指，你毫不犹豫地交给了老师。当时南通的报纸上还登了这件事情，学校也表扬了你。在读师范时，当时教语文的李老师思想进步，常对你们介绍些进步的文学作品，你深受影响。初二时，你曾在《写作与阅读》刊物上，发表了《同寝室的人》，受到老作家的青睐，也从此培养起你爱好文学的兴趣。记得“文革”前的一天，你在上海旧书店里淘到了那本《写作与阅读》刊物，你如获至宝，买回家来。
1937年抗战爆发时，你才十七八岁，和当时一般青年一样，想参军打鬼子。那时兵荒马乱，各种队伍多如牛毛，而你其实也并不懂得什么样的队伍才是真正抗日的。有一天在吃中饭时，你对父母说你要当兵去。你母亲惊呆了，你是个独子，又无姐妹，怎么能出去呢?你父亲也大发脾气，将你手中的饭碗一把夺下，并抛向了屋外，大声吼道：“当兵的都是土匪，你去当兵，就不要吃我的饭，滚!”你拔腿就向外面跑了。幸亏你找到小学的徐老师做你父母的工作。徐老师思想进步，为人正派，在你父母面前有些威信，经他解释，你父母才懂得了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是土匪。同时，徐老师也向你指出，一定要找真正抗日、真打鬼子的队伍。这样，你才辗转找到了抗战支队。
抗支表面上是一支国民党的队伍，但却有我们地下党的领导。你们几个年青人在其中办农民夜校，搞民众工作等等，样样都十分红火。后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怀疑，你们一批7名进步青年被一张命令驱逐出“抗战支队”。在共产党员顾尔钥同志的带领下，你们7个人发誓要为国家、为民族赴汤蹈火。后来这7兄弟中生病死了两个，叛变了一个，其余都一直没有离开过革命队伍。从那之后，你就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有一次，党组织叫你和3个同志(其中一个是党员)去淮阴，打入三青团干训班，不到一个月，碰到日本鬼子大轰炸，这个训练班就解散了。
1940年秋，新四军东进到如东县，掘港解放了，你参加了新四军，在分区政治部任宣传部干事。但是没过多少天，忽然有人把你送到军法处关了起来，同时被捕的还有你掘港中学的一个同学。你们两人都不知何故，感到莫名其妙。军法处的人要你们交代某某人现在何处。你们根本不知道那个人在哪里，都回答不出来，只得被自己的部队关在牢房里。不久，分区政治部主任陈同生从郭村下来检查工作，专门察看究竟关了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关这些人。当有人汇报到你们两个人的事，陈同生主任看了材料后说：“某某早被我们关在郭村了，你们跟他俩要人，他们到哪里去找?快放人。”这样，你才在被关了8天后放了出来，回到政治部后改任了服务团团长。然而，这件事后来却成了你个人历史的一个关节，多次受到审查。有人为你因这么件事受多年审查打抱不平，而你却说：“父母对子女骂几声，打几下，子女不应记父母的仇。我是个打不跑的孝顺儿子!”你跟我说过“这也是另一种考验”!其实这样的考验说说容易，真的坦然对待，从无怨言，实在并不容易做到。你在这方面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无法忘却。
1942年，日本鬼子对苏中四分区进行“清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你被派往通西几个区任副区长，领导民兵和群众与日伪展开殊死的搏斗。你们以游击战的方式，从小股杀伤敌人到公路伏击敌人，甚至进据点行动，直到有一天夜里动员群众，一把火把敌人为封锁我军民而建的长达数百里的竹篱笆全部烧光，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那时候，你和老百姓真的是要活活在一起，要死死在一道。
1943年春天，你奉命离开反“清乡”地区去苏中党校学习。后南下皖南、浙东地区。尔后，你又被分配到南京外围，对敌伪顽开展斗争，你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搞了一次对湖熟伪区公所的袭击行动，惊动了南京城里的敌人。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但不久蒋介石又把人民推入内战的火坑。我们听从党中央的指示，撤出根据地。当时，为了保管税收的钱部队干部分别穿着缝有好多口袋的背心，背着钞票和银元行军。静之，你该记得，当时你身体不好，正吐血，而我又已怀孕，由小通信员李毓华照顾我们。他看到我俩的身体情况，在征得领导同意以后，主动承担了背钱的任务。他去买了个篮子，篮子里放着银元，上面用毛巾、衣服盖住，由他负责保管。当过江时，他与我们一时走岔了。静之，你和我心急如焚。既为小李的安危着急，也为银元的下落着急。正在焦急万分时，看到小李气喘吁吁的跑来了。他说他摔了一跤，把脚都扭伤了，所以来慢了。我俩看他满头大汗，怀里还紧紧抱着竹篮子。一查银元，一个不少。
在解放战争初期，各区区队全集中到县委去了，区里只留下一个排保卫机关。一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只听睡在我们外间的小李大吼：“不许动!干什么的?”那人回答：“不要误会，我是来向杨政委缴枪的。”我们听到动静赶紧起床。经过简单的询问，这个人说他的叔叔在县委工作，这次是专门来缴枪的。你当即按照规定把他押送到县委去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人称“五阎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头子。他其实是来暗杀我们的，如不是李毓华同志的机警，我们早就没命了。
小李单纯天真，对人忠诚。1947年底自卫战争期间，小李已是副连长了。一次在通西战斗中，他爬上屋顶指挥部队，被敌人冷枪击中，光荣牺牲。他是个诚实勇敢的好党员，好同志。写到此，我热泪盈眶。静之，你身上总带着他的照片，时常会拿出来看看。想到这些烈士，我们确实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了。
在杨家港战斗中，为了掩护同行的县长，你被敌人的掷弹筒弹片击中背部，由于战斗紧张竟然没有察觉，到战斗结束时棉衣已被鲜血浸透。当时医疗条件极差，只得请地方上的郎中帮助医治。郎中看了伤口说里面没有东西，包扎一下了事。后来县委书记施平同志知道了，他说：“伤口没打穿，难道弹片会自己跑出去?”在他的安排下，由两个战士护送，穿过了数条敌人的封锁线，用担架把你送到了后方医院。虽说是后方医院，其实医疗条件也是很差的，因为没有麻药，只在开刀时找几个人把你按住，就这样取出了好几片弹片。其实弹片仍然没取干净，以致后来你每次出国乘坐飞机，都会触发安检门的警报。
1956年，你从部队被派到了军事体育部门，任办公室主任。当时军体的干部来自海陆空各方面。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授衔后，这批干部就转业了。你在上海市体委干了十几年，包括“文革”期间“关牛棚”。最后，你从上海市体委顾问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不料市委又派你到锦江集团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又工作了三四年。1992年查出你患了肾癌，前后开了四次刀。你常说：“我是判了死刑缓期执行的，看来不会立即执行。”病魔折磨了你十年。你终于于2002年10月7日病逝于华东医院。当时我正在发心脏病，你临去世时医生不让我在你身边，把我拖开了。这让我永远内疚。每念及此，伤心就更加了一层。
静之，我一定会在最后的日子里，继续教育好子女，要他们珍惜大好形势，认真工作，努力学习。我想这是对你的最好的安慰。静之，我们共同生活了60年，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对你的怀念。趁此忌日——在这伤心的日子里，写出我的怀念。你安息吧。
200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