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我奉调上海市政府任职，一天，新华医院一位老同志造访，谈该院护校基建事宜。听口音，我判断他是我的老乡——文登人。我问：“你是文登人吗?”他说：“非但是文登人，而且是距你家不远的营南村人。”我吃惊地说：“不可能，营南村的人被日本鬼子全杀光了!”我接着说：“我们楼下村与营南村相距虽然有10余公里，但亲攀亲，友交友，交往密切。我们村林家九爷的闺女，嫁给你们营南村，在日本人大屠杀前一天回娘家，免遭一死，万幸万幸。你这个营南人，恐怕是要打引号的吧!”
他率直地说：“老哥，你话讲对一半。1942年3月26日，日寇将营南人120余口紧紧包围，驱赶到东操场上，并放火将房屋烧光。27日，日军又将他们赶到村东沟，架起了3挺机枪扫射，老百姓全部被打死。万恶的日本兵，唯恐有幸存者，还将死者逐个刀刺，然后将他们全部丢入深沟，用石头、泥土加以掩埋，造成惨绝人寰的营南血案。”
“你呢?”我问。
他说，当时他年仅12岁，趁从东操场被赶往东沟的混乱，—头钻进路边的草堆中，躲过一劫。日本兵撤退后，他爬起身来，喊爹爹不应，喊娘娘无声，喊破了嗓子也找不到人。
“日军为什么要杀绝营南村人呢?”我问。
他说，当时国民党郑维屏部，破坏国共团结抗日，在崐嵛山组织“抗八(路)联军”，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郑维屏带领残部300余人，勾结文登城日伪军，于1941年8月25日，进驻文登城旁边营南村。翌年1月12月，郑部夜色袭威海刘公岛，砍伤日伪军20余人，缴获步枪200支，轻机枪3挺，重机枪2挺，并留纸条说是八路军所为。此役，引得日寇到处追击八路军。后来日军发现刘公岛事件系郑部所为，即急追郑部。郑部获伪县长徐瑞卿通报，仓皇出逃。日寇就把屠刀对准营南村老百姓。
老同志的血泪控诉，也引起了我的沉痛回忆：
刘公岛事件发生后，日军竟多次出兵侵犯我的家乡——楼下村。日本飞机在我们村子上空扔下成串的炸弹，将刘石匠的老妈头颅炸飞，刘石匠的喉管被炸断。
不久，日年又出兵围攻，把我们全村人集中在南沟广场，架起了机关枪。将我村村长丛树奎绑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追问：“八路军的有?”又枪口对着老百姓问：“八路军的有?”实际上，八路军便衣就在我们群众之中，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没有，没有”。几天过后，威海日军又出动了，目标仍对着我们村。幸亏八路军游击队事先通知，由我村自卫团长林钩辉，带领我们奔上南山密林里。敌军进村后，躲藏在村南小河边的两个国民党散兵惊慌失措，拔腿向南山跑。日军发现后，派出两匹快骑，很快将他们抓获。日军拿出一条粗绳索，套在他们的脖子上，便飞马扬鞭，没跑出多远，两个俘虏的身体便被拖成一堆白骨。悲惨之状，惨不忍睹。当时如果不是八路军游击队事先通知我们村百姓撤到山上，我们村也会遭到像营南村那样的屠杀。
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应痛定思痛，不让历史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