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拼热血卫吾华

左权是中国工农红军和八路军的高级指挥员，是富有革命胆略、理论修养和实践经验的杰出军事家。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同日本侵略军作战中英勇牺牲，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也是左权将军诞生100周年，回首历史风云，更激起人们对先烈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一)

左权原名纪权，号叔仁，1905年3月1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平桥乡黄茅岭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1年，左权在叔父左铭三等亲友资助下，考入醴陵县立中学，那年刚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他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主义浅说》、《社会发展史》、《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

1924年初春，左权毅然投笔从戎，奔赴广州，考入孙中山大元帅府军政部主办的陆军讲武学校。同年，转入黄埔军校，编入第一期第六队。左权在军校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受到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关注。

1925年1月，由陈康、周逸群介绍，左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左权在军校被选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成员，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1925年2月，左权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在教导团，随即参加了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由排长提升为连长。6月，参加了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之后，又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

1925年11月，左权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与刘伯承同学。1930年6月，左权结束了4年多的留苏生涯，奉命回国。

(二)

左权回国到达上海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去闽西苏区工作。离沪前夕，左权给家里写信：“我虽回国，却恐十年不能还家，老母赡养，托于兄长，我将全力贡献革命。”1930年9月，左权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当时正值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闽西分校创办，他被任命为该校教育长。12月，红二十一军、红二十军合编为新十二军，左权任军长。

1931年2月，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左权被调到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参谋，随后任参谋处长。同年12月，赵博生、董振堂等率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地区准备起义。中央军委派左权和王稼祥、刘伯坚前往宁都附近负责联络指挥。左权有胆有识，三入虎穴，起义终于成功。二十六路军改编为红五军团，左权被任命为该军团第十五军政委。

1932年4月，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在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赣南向闽南进军。左权率红十五军为前锋，参加漳州战役，一举解放闽南重镇漳州。随后，左权被任命为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

但是，正当左权率部回师赣南之时，在中央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王明等人，捕风捉影诬陷左权留苏期间有“托派”嫌疑，错误地撤销了他的军职，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随后把他调到红军学校任教官。左权虽然蒙受不白之冤，但并未动摇对革命的信念，仍然忍辱负重，勤奋工作。

1933年初，左权被调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委员会任作战局参谋。12月，经毛泽东等建议，军委任命左权为红一军团参谋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担任前卫，左权常随先头部队指挥战斗，斩关夺隘，不断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左权参与指挥，打下遵义城。此时，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会后，左权听列席会议的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谈了会议的情况，激动万分，满含热泪对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有希望了!”

1935年5月，红军到达泸沽，准备强渡天险大渡河。左权遵照军委决定率红二师第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日行150里，疾奔大树堡渡口，召集民工砍树扎筏，造成准备渡河的假象，佯攻钳制对岸富林之敌，策应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师胜利地从安顺场渡过大渡河。随后，部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直奔泸定桥。5月底，毛泽东、周恩来带领的中央红军大部队从泸定桥上渡过，把尾追的国民党部队全甩掉。

长征途中，左权团结部队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1935年6月在翻越终年积雪、道路险峻的夹金山时，左权和聂荣臻虽然患病，但常常把骡马让给别的同志用，自己坚持随大队一步一步攀登，终于爬上了海拔5020米的峰顶。8月过草地时，严重缺粮，左权发动部队，并亲自带头采集野菜、野草作代食品，渡过难关。

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此前后，左权曾参与指挥部队攻克天险腊子口，在吴起镇打垮敌第三十五师、三十六师骑兵团，在直罗镇全歼守敌第一0九师等战斗。直罗镇一仗的胜利，被毛泽东誉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5月，中央任命左权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左权、聂荣臻随即自陕北挥师西征，以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为粉碎胡宗南部队的进犯，左权、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一部，于11月发起山城堡战役，采取夜战、奇袭、速战速决等战术，全歼敌两个团，毙俘敌1.5万余人，使国民党不敢轻举妄动，也更坚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与红军携手抗日的决心。战后，刘伯承对山城堡战役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左权同志部署作战细致周密，“山城堡战斗，就是一个范例”。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于8月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被任命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后，即随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辗转进入太行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1938年4月，日军出动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我军进行围攻，妄图消灭我一二九师主力，吃掉八路军总部，摧毁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总部在研究作战计划时，左权明确提出要按毛泽东的运动战战略战术，在运动中打破日寇的九路围攻。朱德、彭德怀赞同这个意见，决定以部分兵力在内线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坚壁清野，消耗疲惫各路进犯之敌;主力跳出合围圈，转至外线涉县以北地区待机歼敌。左权参与指挥部队到长乐村一带，在山谷中设伏。长乐村位于浊漳河上游，两岸高山陡峭，谷底河流湍急，蟠武公路沿河北岸的山脚蜿蜒而过，是截击敌人的天然“大口袋”。当敌军钻进口袋后，八路军以猛虎下山之势，在狭窄河滩将敌人切为数段，血战一天，全歼该敌。此次战役共消灭敌军4000余人，并收复沁县等18座县城。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的壮大视若眼中钉。1938年底开始，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石友三等在蒋介石密令下，不断在晋冀抗日根据地制造事端，挑起摩擦。1939年1月国民党在五中全会以后，更公然提出“溶共”、“限共”、“防共”政策。1940年2月，朱怀冰竟带着一伙骑兵到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寻衅，胡说要从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左权当即严正驳斥。但朱怀冰等顽固派分子变本加厉，在日寇紧密配合下，公然率部向以八路军总部为中心的太行区猛扑。八路军总部为此成立了以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的八路军第二纵队，奋起自卫。总部还选定左权担任歼击朱怀冰部的前敌指挥。3月初，在平汉路东西两侧，分别进行了反击石友三和朱怀冰的战役，激战四昼夜，击溃石部，全歼朱怀冰两个师，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扭转了敌、伪、顽对我三面夹击的局面，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1940年，为打破日寇对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对华北敌军发动一次以正太铁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破袭日军交通线和反“扫荡”的战役——后称为“百团大战”。当时朱德总司令已离开太行山回延安，彭德怀和左权具体策划和指挥了这次重要战役。8月20日晚，一声令下，八路军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等参战部队共105个团在5000里战线上发起全线攻击，使日军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顿时陷于瘫痪。百团大战最高指挥所设在武乡县砖壁村。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挂在左权住处的墙上。左权每个晚上都端着蜡烛，面对地图研究敌情，考虑战斗部署，甚至通宵达旦。百团大战经过三个阶段的反击作战，至12月5日胜利结束，历时三个半月，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歼灭日伪军4.5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900余个，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里。百团大战威震中外，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提高了我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增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正如毛泽东称赞的：“百团大战实在振奋人心。”

为坚持持久抗战，八路军总部决定自力更生建设兵工厂。左权于1939年在太行山敌后领导创建了黄崖洞兵工厂。该厂在山西黎城县西北部的大山里，是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军工基地。1941年11月，日军从黎城疯狂向黄崖洞袭击，企图一举摧毁八路军兵工厂。左权直接指挥警卫团开展了黄崖洞保卫战，经过八昼夜的激战，警卫团以1500余人击溃5000多敌人的进攻，取得了歼敌千余人的辉煌战果。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紧张的对敌斗争中，左权不仅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也很重视政治工作，十分强调部队的政治素质。他在《论军事思想的原理》中明确指出，“政治工作保证了部队的政治素质的优良”，“政治工作不能不是军队的生命线”。同时，左权不管军务多么繁忙，总是挤时间坚持读书学习，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更加精心钻研，并结合研究敌人的战略战术和我军实际，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他在华北敌后五年间，著译达20余万字，为我军军事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1942年，日军对山西辽县麻田八路军总部发动2月大“扫荡”被击败之后，又于5月下旬,纠集3万余兵力，采取远距离奔袭和“铁壁合围”战术，分五路向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扑来。八路军总部、中央北方局机关和党校集中学习整风的几千名干部，都在敌人合击的范围内，而当时我军抗击日寇的兵力只有两个团，情况十分危急。5月23日深夜，彭德怀和左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机关和干部分开突围，两个团从东西两面阻击敌人，掩护突围，突围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左权在阵地前对部队下达战斗命令：“太行山压顶也不动摇，誓死保卫总部安全!”

5月24日，各机关和干部乘暗夜转移突围。25日转移至晋冀交界的十字岭时，突然两翼受到万余敌人的包抄袭击。左权临危不惧，一边命令部队坚决阻击敌人，一边派人护送彭总到安全地点，自己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指挥总部和机关人员转移。左权在检查队伍时，发现担文件箱的同志还没有跟上来，为了保护党和军队的机密，他不顾个人安危，立即命令身边的警卫员转回去找。这时，敌人更加紧缩了对十字岭的包围，敌机在头上不停地投弹、扫射。警卫连长唐万成一再要求左权赶快离开，但他坚决不同意自己先走，决心率领最后一批同志冲出敌人包围圈。当队伍冲向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左权判定这是敌人火力网的集中点，便大声提醒同志们：“赶快卧倒!”战士们应声扑倒在地，但就在这一瞬间，一颗罪恶的炮弹在左权跟前爆炸，左权不幸头部中弹，血染沙场，壮烈牺牲。这一天，当太阳偏西时，八路军总部终于突破敌人的合击圈，几千同志转危为安。但左权将军却在37岁的壮年，为了反抗日寇侵略和捍卫民族利益，献出了碧血和生命。

将星陨落，举国同哀。噩耗传到延安，朱德总司令挥泪写下了悲悼的诗篇：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八路军总部在粉碎敌人的5月“扫荡”后，仍旧回到麻田，召开了隆重的悼念左权同志大会。曾经是八路军总部驻地辽县的人民，十分怀念左权将军，1942年在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大会上，辽县宣布更名为左权县。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左权烈士灵柩自太行山移葬于河北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1951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南方视察后的回京途中，专程来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左权墓前脱帽致哀。

民族英雄左权将军英名不朽，浩气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