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期●缅怀篇●

我的父母和两个舅舅

作者:程晓明


母亲离休后,要我陪她前往曾经战斗过的淮南根据地,回到津浦路西地委所在地——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镇去看看,寻找当年在她脑海中留下的记忆。县党史办的同志知道我母亲叫陈少欣时,就问:“陈少景是你什么人?”我母亲随口就告诉他:“陈少景是我哥哥。”听到这个回答,党史办的同志立刻敬重起来,重新跟我们握起了手,对我母亲说:“陈少景是我们定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你是我们老县委书记的妹妹。”
  我的舅舅陈少景,1914年出生,老家在河南省西峡县,1928年在中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1930年3月在开封一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接着到郑州市任特委书记,1933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豫西有个叫别挺芳的小军阀,既不听蒋介石的,也坚决反对共产党。他知道我舅舅参加了革命,就明确告诉我外公:“陈彦卿,据说你儿子是共产党,你赶快把他找回来,否则要杀他的头,你们全家的家财也都要充公。”我外祖父是参加过北伐军的老兵,因为有一点文化,回家后就受聘在县里当学督,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局长。有了一官半职就怕惹事生非,即刻派人到郑州,把我舅舅找了回来,再不让他出去参加活动了。受到禁锢的舅舅开诚布公地对外公说:“国无宁日,家何以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定要出去。”祖父沉思了许久,最后说:“走就走吧,要走就走远点,不要让家乡人知道你的消息。”他还说:“年轻人不能安于贫命,但是你不要连累家里。”就这样我舅舅出了远门,受上级委派潜入东北军教导队担任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1934年东北军入关,党组织撤出,至1938年间,他在北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把我二舅陈少淳带到延安参加了共产党。他变卖了家中财产为我党的“新知书店”筹集了五千元大洋。解放后书店要给他分红,他一分没要。他说我拿出来的钱是家里的,我家是地主,是从穷人那里剥削来的,全部还给人民。1939年他担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常委、青委书记。1940年3月4日,新四军4支队解放了定远县城,成立了中共定远县委员会和定远县政府,他任县委书记。5月,日本侵略军第二次占领定远城,县委、县政府撤到农村。我舅舅先后担任中共六合县委书记、定凤怀县县长、淮南路西地委城工部长。1945年中央抽调干部开赴东北,我舅也在抽调之列,于11月任中共本溪市委副书记。国民党大批兵力压到东北后,我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我舅担任中共金县县委书记,领导开展了土改运动和建立民主政府。当时的旅顺和大连都受苏军控制,而金县则是旅顺和大连的农村,在这里开展党的建设就为接管旅顺和大连打下了基础。解放后,舅舅任中共旅大市工业部部长,中共旅大市委候补书记,旅大市常务副市长。1961年蒙冤遭害,身陷囹圄。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983年9月离休,1990年11月20日病逝,终年77岁。
  我的二舅陈少淳,1938年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新知书店”工作。1944年,他受上级委派以探亲名义从重庆返回故里,利用社会关系争取控制部分地方武装力量,待机与豫西王树声、鄂中李先念等部取得联系,在西峡和夏馆的深山地带开展游击战。后因叛徒告密,1944年11月21日夜,二舅被活埋在河南省西峡口灌河滩,头颅被吊在城头示众,时年只有26岁。
  说起舅舅,我母亲就说:“我哥哥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1937年我外公去世,舅舅回乡祭扫,看到我母亲生着病又不满包办婚姻,就以治病为由带我母亲到北京,一面治病,一面读书。三四年后病治好了,中学也毕业了。1941年7月,由地下党安排,我母亲从北京到上海,在徐雪寒负责的泰风公司、新知书店工作。1941年12月2日,淮南路东行署文抗主任赵卓受我舅舅的委托,带我母亲和另外两个同志到了淮南根据地周镇集。12月17日联中副校长王昭全把我母亲带到古城,从此开始了根据地联中的学习和生活。1942年,她到路西地委岱山铺做妇女工作,1943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起先后在藕塘实验小学、永宁集小学、三官集小学做老师。1944年底和我父亲徐康明结婚。
  我的父亲徐康明,1936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受党的委派潜入国民党皖北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教导大队,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1939年自卫军解散,我父亲率部分战士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担任警卫连指导员。中共寿县委员会成立后,我父亲又担任县委民运部长。1941年夏任淮南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1943年2月任新四军2师6旅兼路西地委、路西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1945年8月为迫使日军向我投降,他带一个团到张桥打鬼子,从前线回来就发高烧,之后耳朵出血,经检查是急性大叶肺炎,于1945年9月17日在安徽省定远县三官集殉职牺牲,年仅26岁。
  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还没有享到,父亲的去世,给我母亲带来极大的悲痛。我母亲怀着身孕,跟随部队北撤到了江苏淮阴,在那里生下了我。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的时候。在新安小学工作的母亲,觉得拖着一个孩子行动不方便,就把我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有一次我母亲向陈庆先司令员汇报工作,陈司令问及我母亲:“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母亲回答说:“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了。”陈司令一听就把脸放了下来,很严肃地说:“你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对革命的后代,反动派是要斩草除根的。这里是磨擦区,孩子放在老乡家有危险,不行,你要带着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一个女同志,带着个孩子,行军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你搞一个摇篮把孩子放在里面,再给你一个铁箱放文件,行军时就让挑夫挑着走。”此后,我母亲就在陈庆先当司令的12纵卫生队当指导员。我就睡在这个摇篮里一直被挑进了上海,铁箱就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我的父母和两个舅舅,都是早年就参加了革命。父亲和二舅都是在26岁的时候为革命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我写此文表达我无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