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和两个舅舅

母亲离休后，要我陪她前往曾经战斗过的淮南根据地，回到津浦路西地委所在地——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镇去看看，寻找当年在她脑海中留下的记忆。县党史办的同志知道我母亲叫陈少欣时，就问：“陈少景是你什么人？”我母亲随口就告诉他：“陈少景是我哥哥。”听到这个回答，党史办的同志立刻敬重起来，重新跟我们握起了手，对我母亲说：“陈少景是我们定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你是我们老县委书记的妹妹。”
　　我的舅舅陈少景，1914年出生，老家在河南省西峡县，1928年在中学时就参加学生运动，1930年3月在开封一中担任共青团支部书记，接着到郑州市任特委书记，1933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豫西有个叫别挺芳的小军阀，既不听蒋介石的，也坚决反对共产党。他知道我舅舅参加了革命，就明确告诉我外公：“陈彦卿，据说你儿子是共产党，你赶快把他找回来，否则要杀他的头，你们全家的家财也都要充公。”我外祖父是参加过北伐军的老兵，因为有一点文化，回家后就受聘在县里当学督，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局长。有了一官半职就怕惹事生非，即刻派人到郑州，把我舅舅找了回来，再不让他出去参加活动了。受到禁锢的舅舅开诚布公地对外公说：“国无宁日，家何以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定要出去。”祖父沉思了许久，最后说：“走就走吧，要走就走远点，不要让家乡人知道你的消息。”他还说：“年轻人不能安于贫命，但是你不要连累家里。”就这样我舅舅出了远门，受上级委派潜入东北军教导队担任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1934年东北军入关，党组织撤出，至1938年间，他在北京、上海、湖北、河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此期间把我二舅陈少淳带到延安参加了共产党。他变卖了家中财产为我党的“新知书店”筹集了五千元大洋。解放后书店要给他分红，他一分没要。他说我拿出来的钱是家里的，我家是地主，是从穷人那里剥削来的，全部还给人民。1939年他担任中共鄂豫皖边区常委、青委书记。1940年3月4日，新四军4支队解放了定远县城，成立了中共定远县委员会和定远县政府，他任县委书记。5月，日本侵略军第二次占领定远城，县委、县政府撤到农村。我舅舅先后担任中共六合县委书记、定凤怀县县长、淮南路西地委城工部长。1945年中央抽调干部开赴东北，我舅也在抽调之列，于11月任中共本溪市委副书记。国民党大批兵力压到东北后，我党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我舅担任中共金县县委书记，领导开展了土改运动和建立民主政府。当时的旅顺和大连都受苏军控制，而金县则是旅顺和大连的农村，在这里开展党的建设就为接管旅顺和大连打下了基础。解放后，舅舅任中共旅大市工业部部长，中共旅大市委候补书记，旅大市常务副市长。1961年蒙冤遭害，身陷囹圄。1979年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983年9月离休，1990年11月20日病逝，终年77岁。
　　我的二舅陈少淳，1938年到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新知书店”工作。1944年，他受上级委派以探亲名义从重庆返回故里，利用社会关系争取控制部分地方武装力量，待机与豫西王树声、鄂中李先念等部取得联系，在西峡和夏馆的深山地带开展游击战。后因叛徒告密，1944年11月21日夜，二舅被活埋在河南省西峡口灌河滩，头颅被吊在城头示众，时年只有26岁。
　　说起舅舅，我母亲就说：“我哥哥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1937年我外公去世，舅舅回乡祭扫，看到我母亲生着病又不满包办婚姻，就以治病为由带我母亲到北京，一面治病，一面读书。三四年后病治好了，中学也毕业了。1941年7月，由地下党安排，我母亲从北京到上海，在徐雪寒负责的泰风公司、新知书店工作。1941年12月2日，淮南路东行署文抗主任赵卓受我舅舅的委托，带我母亲和另外两个同志到了淮南根据地周镇集。12月17日联中副校长王昭全把我母亲带到古城，从此开始了根据地联中的学习和生活。1942年，她到路西地委岱山铺做妇女工作，1943年8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起先后在藕塘实验小学、永宁集小学、三官集小学做老师。1944年底和我父亲徐康明结婚。
　　我的父亲徐康明，1936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受党的委派潜入国民党皖北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教导大队，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担任支部书记。1939年自卫军解散，我父亲率部分战士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担任警卫连指导员。中共寿县委员会成立后，我父亲又担任县委民运部长。1941年夏任淮南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司令部独立第一团政治委员，1943年2月任新四军2师6旅兼路西地委、路西军分区政治部组织科长。1945年8月为迫使日军向我投降，他带一个团到张桥打鬼子，从前线回来就发高烧，之后耳朵出血，经检查是急性大叶肺炎，于1945年9月17日在安徽省定远县三官集殉职牺牲，年仅26岁。
　　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还没有享到，父亲的去世，给我母亲带来极大的悲痛。我母亲怀着身孕，跟随部队北撤到了江苏淮阴，在那里生下了我。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重点进攻的时候。在新安小学工作的母亲，觉得拖着一个孩子行动不方便，就把我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有一次我母亲向陈庆先司令员汇报工作，陈司令问及我母亲：“你的孩子怎么样了？”我母亲回答说：“寄养在老百姓家里了。”陈司令一听就把脸放了下来，很严肃地说：“你的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对革命的后代，反动派是要斩草除根的。这里是磨擦区，孩子放在老乡家有危险，不行，你要带着走。”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你一个女同志，带着个孩子，行军不方便，把我的挑夫拨一个给你。你搞一个摇篮把孩子放在里面，再给你一个铁箱放文件，行军时就让挑夫挑着走。”此后，我母亲就在陈庆先当司令的12纵卫生队当指导员。我就睡在这个摇篮里一直被挑进了上海，铁箱就成了我的终生伴侣。
　　我的父母和两个舅舅，都是早年就参加了革命。父亲和二舅都是在26岁的时候为革命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我写此文表达我无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