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回顾
编者按：本文作者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作了历史回顾。抗战期间，毛泽东将统一战线与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并列，称之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继承、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把统一战线提到关系革命和建设全局的高度来对待，并取得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军侵略的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广大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如何使各种要求抗日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任务就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能否实现这个任务，是中国共产党能否开拓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关键。
—、中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倡导者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7次代表大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世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策略。他要求，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不久公开发表，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 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拯救民族危机。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11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安定县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讨论了军事战略和党的政治路线等问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瓦窑堡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政治路线是：“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会议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批判了中共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更加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把它理论化。首先指出党的政治路线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要求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毛泽东又从分析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国内阶级的巨大变化来说明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他说，日本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认为， 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是要反抗的，中国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土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这个分析把统一战线的策略进一步理论化，更有了说服力。第二、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作出深刻分析，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二者之间动摇着。但在日本侵入中国领土，殖民地化威胁我们国家时，他们是趋向抗日的，在抗日问题上，他们可以和我们联合的。至于地主买办阶级，“决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毛泽东对此分析说：“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这更是对统一战线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为以后“联蒋抗日”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根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对党的许多具体政策加以改变。如将工农共和国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后又改为民主共和国)，将没收富农一切土地和财产的政策改为只没收其封建剥削部分土地和财产等。第四、再次强调了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提醒全党吸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的正式形成。
上述宣言、决议和毛泽东报告中，都把抗日与反蒋并提，认为抗日必须反蒋。原因是：一方面，由于1935年下半年国民党集团对日态度虽有变化，却不十分明显，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另一方面，党对这一个政策还有一个认识和实践过程，不可能一下就完善。当1936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蒋日矛盾日趋尖锐，蒋介石寻找中共要求谈判，中共认识到蒋介石有可能参加抗日，联蒋更有利于争取中间势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便及时地将“抗日反蒋”策略改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又提出“联蒋抗日”的策略。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完善。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作出的重大政策变动。
二、中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领导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苦的工作。
首先，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团结争取工作。这方面的工作是以处于陕北与红军对阵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为突破口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均非蒋介石嫡系部队，他们当时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使他们均易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如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长期受到革命思想和共产党人的影响。在他所辖的部队和政府机构中都有共产党员工作，杨本人还曾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后来因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使他对党的政策感到有些失望。1935年杨看到《八一宣言》，感到绝路逢生，表示愿与共产党谈判，商量具体合作办法。中共中央到陕北后，毛泽东亲笔写信给杨虎城，并派中共陕西省地下省委委员汪锋带着他的信到西安与杨谈判。杨看到毛的信，心情十分激动。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又派王世英到西安会见杨，并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
张学良的东北军是1935年秋天被蒋介石调到西北，参加“围剿”陕北红军的。东北军到陕北同红军作战中，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接连失败，损兵折将，而这些损失非但得不到补充，反而被蒋介石取消番号和扣发军饷，使他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同时，东北军广大官兵有失地亡家之苦和妻离子散之痛，受到全国抗战热潮和中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厌恶内战，强烈地要求抗日。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张学良也意识到只有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战，才有出路。于是，他一方面派人到上海与中共打通关系，一方面要王以哲在前线暗地找人与红军联系。1936年1月，中共派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回东北军去见张学良和王以哲，转达中共愿与东北军合作抗日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两次到洛川同张学良举行会谈并与王以哲达成互不侵犯、恢复贸易、发展交通等口头协议。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间的延安会谈，进一步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与张学良共同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通过工作，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关系也得到改善，遂在西北地区形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间“三位一体”的抗日合作局面。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派代表或写信方式，同西南、华北各地方实力派人物，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东省的韩复榘等进行了联系，向他们提出团结合作，逼蒋抗日的要求。他们都向中共表示了团结抗日的决心；有些还派代表同中共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或军事协定，或同中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救亡组织作为发动群众抗日和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殊的组织形式，在逼蒋抗日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逼蒋抗日——国共两党间的重新接触和军事上的继续争斗。中共通过政治、军事斗争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秋到1936年上半年，蒋介石曾通过多种渠道，派人找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以谋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先后派出代表在莫斯科、南京、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接触和对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时之所以找中共谈判，一方面是出于他的外交上的需要；但主要还是蒋介石认为，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进到陕北，力量消耗殆尽，“军事已走到绝路”，中共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只不过是“求作政治上的解围”，要求“停战议和”，是向“国府乞降”。因此，蒋介石认为在加紧军事“围剿”的同时，再施以政治上的“诱降”，如此双管齐下，就可迫使中共与他订立“城下之盟”，达到不战而消灭红军的目的。于是，蒋介石在加紧军事“围剿”的同时，就积极同中共接触，企图采用威迫利诱等手段，压迫红军接受他提出的“改编”计划。
为了迫使国民党走上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道路，中共同蒋介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双方代表接触过程中，为首先实现双方停战的要求，中共作出许多让步，如宣布取消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称号，保护富农封建剥削部分外的土地和财产等。但同时也坚决驳斥了国民党代表的无理要求，如把红军调到内蒙地区，红军只能保留三千人，师长以上领导人解职出洋，两年后召回按才录用等等，并揭露了蒋介石企图收编红军的阴谋，使蒋介石迫使中共与他订立“城下之盟”的阴谋无法得逞。同时，红军在军事上坚持对蒋采取了打拉相结合的方针。1936年5月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再行西征，7月底给“围剿”红军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以沉重打击，开辟了纵横200多平方里的新根据地，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11月，在彭德怀指挥下，红军集中兵力又一举歼灭了向山城堡进攻的胡宗南第七十八师一个旅。战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再次写信给蒋介石，要其“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第三、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联蒋抗日。1936年，蒋介石在派人找中共谈判合作抗日问题同时，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作最后“围剿”、消灭红军的准备。12月初，蒋介石再次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并要张学良、杨虎城贯彻他的“剿共”计划，否则便把他们调出西北地区。张、杨在对蒋进行“苦谏”和“哭谏”无效后，共同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清晨，张、杨派兵到临潼活捉了蒋介石及其在西安的高级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应张、杨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到西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张、杨一起同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本人进行了对话。在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后，张、杨便释放了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军政要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也是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成功。
1937年2月9日至9月2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等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宋子文等，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了正式谈判。通过曲折、复杂的谈判斗争，国共两党终于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达成协议。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播发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共产党的这个宣言和蒋介石的这个谈话，宣告两党合作的成立。
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全国团结抗战的新局面的出现。在全面展开的八年抗战中，尽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立场和片面抗战的错误路线，并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经波折，屡受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妥协、分裂、倒退的逆流，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断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这对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起了根本的保证作用。
(本文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