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将大批沦陷区农民、工人、贫民，以及被俘的军人，劫掠到东北、华中、华南、南洋和日本，从事开矿、筑路、军事工程等繁重劳动，数量近千万人。大批劳工在长期的摧残与折磨下，命丧异乡，抛尸荒野。这是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严重暴行之一。
隐蔽的杀戮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劳工，采用了野蛮迫害、残酷榨取的隐蔽杀戮方式，在基本不用刀枪、不见人头落地的情况下，使近百万劳工悲惨地死去。
极为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劳工大量死亡。黑龙江鹤岗煤矿的劳工，吃的是橡麦面和发霉的苞米面，喝的是臭水沟里的水，许多劳工得传染病而死。山西大同煤矿的劳工，穿的是麻袋片、广告布和水泥纸袋，吃的是用发霉的高粱、糠、花生皮混合磨成的“兴亚面”，住的是不通风、不见阳光、阴暗潮湿的大工棚；生了病不给治，还要下井干活；死了就由“拉尸队”拉走扔掉，其中有些人还没有断气。淮南大通煤矿的劳工，因喝污水沟里的煤水，上吐下泻、发高烧，仅1939年一年就死去6000人。
1939年，日本侵略者为了抢修鹤岗煤矿南东铁路线，不顾工人死活，日夜不停，强迫加快施工进度，使得从天津招来的600名外包工，在铁路尚未修完时，就累死了500多人。同年日军在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强招万余劳工在田独等矿区服苦役。劳工每天需下矿井14小时，捡矿石8吨，完不成任务不给饭吃，还要遭毒打。
冒险作业，夺去了许多劳工的生命。在矿区出现冒顶、爆炸等重大事故隐患时，日军仍强逼劳工冒险作业。在1941年5月辽源煤矿的一次瓦斯爆炸中，有300多名劳工被活活烧死。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抚顺煤矿的13年中，共发生事故3万多起，仅1939年即有1万余人伤亡。
野蛮刑罚，残害劳工。在东北鸡西煤矿，日伪统治者对劳工施以老虎凳、烙铁烙、皮鞭抽、灌凉水等十大刑罚；淮南煤矿则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等多种折磨方法。海南岛田独铁矿的日本工头、监工，强令生病的劳工双手托举几十斤重的矿石，同时施以棍棒，直至死亡。
劳工“万人坑”
大量的劳工被迫害致死后，便被日本侵略者扔进荒野的沟渠之中，形成了一座座令人怵目惊心的“万人坑”。据统计，目前全国已发现这类劳工“万人坑”80处，死难同跑在70万人以上。
辽源方家柜“万人坑”，自1941年开始埋人，20个月，尸体就已经将坑填满。以后就在这里修了炼人炉，成千上万的尸体，包括一些尚未咽气的活人，被拖到这里来烧成灰烬。至少有上万劳工在这里断送了性命。大同煤峪口“万人坑”是大同矿区14个“万人坑”中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个。这个坑分为上下两洞，上洞宽六七米，深40多米；下洞宽四五米， 深70多米。坑里填满了被害劳工的尸骨。当年拉尸队副队长程重山供认，仅1942年经他的手扔进“万人坑”的就有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当时还活着。这年春天，矿区霍乱流行。日本监工将 400多名患者集中起来，关在一起，在大半死亡后，即不管死活，一起扔进了“万人坑”。淮南大通矿的“万人坑”，包括了3个大坑。日本侵略者将矿区里被折磨和染病致死的劳工，连同一些濒临死亡的未死者，一起扔进大坑。据日本矿务局大大缩小了的统计，在这里共埋葬了13000多具尸体。阜新煤矿的死难劳工，开始还有固定坟场埋葬，到1939年时，矿区坟头爆满，遂于是年8月新设兴隆沟8万平方米墓地；至1940年又设孙家湾南山墓地17万余平方米；1941年再设4.5万平方米的城南墓地。天长日久，这些墓地都成了尸骨累累的“万人坑”。
异国奴役
抗战后期，日本侵略者为了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危机，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先后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的10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军人和强征的贫民，劫运至日本国内服劳役。
据日本“中国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实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记载：日本侵略者在两年多时间里，共掳掠中国劳工169批，计41762人。这批劳工，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在乘船前便死亡了2823人；在航行及押赴日本各地途中，又死亡822人。到达各工地后，劳工们衣不蔽体，在严冬时赤脚干活，一餐只有一只糠窝窝头，每天工作9～13小时，不发工资，并常遭鞭棍毒打。在残酷的虐待下，中国劳工又折磨致死5999人；加上负伤和残废者，总伤亡数为14272人，平均不到3名劳工中就有1人伤亡。
造成中国劳工大量死亡的原因，首先是疾病。劳工患病，不仅得不到医治，而且还要克扣粮食，强迫上工。据日本外务省官方统计，中国劳工自登船启程后，共病死6234人。当然，这一数字中隐瞒了大量虐杀和暴力的真相。另一个原因是事故。日本方面统计，在135个用工单位中，因生产事故共造成中国劳工重伤1438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此外，确有一部分中国劳工，系被日方直接屠杀。资料显示，日本警察署仅在16个企业单位中，就逮捕了116名中国劳工，其中死亡和失踪者有79人。仅秋田县花冈矿山的3名日本监工，就打死了10名中国劳工。
鹿岛花冈矿山中国劳工的悲惨遭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4年4月至1945年5月间，共有986名中国劳工分3批被押上货船，运往该处，从事修改河道的苦役。他们住在中山寮用木片搭起的工棚里，严冬季节仍身着单衣，每日以橡子面、苹果楂充饥，每天要从事十五六小时的超强劳动。仅半年时间，就有200多人死亡。1945年6月30日， 700名中国劳工忍无可忍，在耿谆的指挥下实行暴动，打死了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秋叶山中。日方出动2万军警，实行围捕镇压，先后有97名劳工被杀害，他们被分别埋在姥泽的两个大坑中。耿谆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其余12名组织暴动者被判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后因日本迅速投降，这批被判刑的暴动组织者，才幸免于难。至日本投降止，花冈中国劳工共死亡418人，占总数的42%以上。
近年来，当年受害的中国劳工及其遗属，不断将日本政府和有关企业告上法庭，以维护人类的正义和讨还公道。2000年11月，耿谆等花冈事件受害者经过6年艰难的诉讼，与鹿岛建设公司在东京高等法院和解。鹿岛公司除向986名劳工谢罪外，还一次性支付受害者补偿金5亿日元。2004年3月，新澙地方法院又作出历史性判决，宣布二战中国劳工索赔案胜诉，命令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向11名被绑架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每人赔偿800万日元。同年7月，广岛高等法院又驳回广岛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改判日本西松建设公司向中国5名原劳工及其遗属每人支付550万日元赔偿金。虽然中国劳工维权的道路仍将是艰巨和漫长的，但历史终将宣告人类正义与良知的胜利。(编辑韩鸿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