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作为新四军的老战士，我亲身经历过大江南北血与火的战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我有幸参与主持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的编写工作，曾阅读过八路军的大量史料，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奋战的历史画卷及其光辉业绩，常常使我梦绕魂牵、缅怀追思，值此纪念胜利的时候，更是热血奔涌，心潮难平。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完全出自我对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深切眷念，同时也寄托着我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先烈们的不尽怀念。
应运而生 抗战劲旅
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需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而诞生的，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劲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国，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要求。但是蒋介石采取“绝对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仍然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东北沦陷，冀察两省大部主权丧失，祖国的半壁大好河山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四顾神州，版图变色”，民族危急，国难当头。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及时转变自己的路线、政策，由“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公开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战的建议。蒋介石却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于1936年10月飞赴西安，就执行“剿共”命令向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摊牌，逼其做出抉择。这年12月12日，坚持抗日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10年内战，国共两党开始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
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其核心是红军的改编。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又一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并郑重表示，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愿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为软弱，仍坚持按他的意愿改编红军，并企图通过改编逼朱德毛泽东“出洋”，致使谈判未果。直到“八。一三”日寇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军队被迫在华北和华中两面作战，蒋介石才再次邀请周恩来、朱德赴南京，就红军改编等问题重新举行谈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于1937年8月25日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按全国统战斗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后改称为正、副总司令)，下辖第一一五、一二0、一二九师三个师和总部直属队，共计4.6万人。
改编红军理所当然地包括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各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及游击队，它们是一个整体，两个部分，不可分割，无容置疑。但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横生枝节，使尽手段。早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就制定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即把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而对南方各省的红军及游击队，则调集40多个正规师和60多个保安团，限期进行秘密“搜剿”、“追剿”。这样，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内战虽然基本结束，但南方各游击区的战争却愈益激化，斗争更加尖锐和残酷。直到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政府才同中共中央达成同意将其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协议，叶挺为军长，经过交涉又核准项英为副军长。
随后，国民党又要求各省红军及游击队到指定的地点接受“点编”，企图借此缴械、扣留、枪杀。1938年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各省红军及游击队到皖南岩寺地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结改编。至4月中旬，江南、江北各红军及游击队，绝大部分先后到达指定地域。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至岩寺。由于蒋介石不同意按正规军部队给师、旅番号，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编成四个支队，共1.03万人。新四军组建之初，正是上海南京及江南国土大片沦于日军之手的时候，大江南北横遭掳掠，大批同胞惨遭杀戮，锦绣河山满目疮痍，目不忍睹。新四军为了人民的利益，肩负着民族的希望，深人到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1 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将所属部队扩编为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师和一个独立旅以及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共9万余人。
应抗战之运而生的八路军、新四军龙腾虎跃地开赴敌后战场，以艰苦卓绝、英勇无畏的行动，将其闪光的名字彪炳于千秋史册。
英勇奋战 铸造辉煌
“七·七”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上进行的，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敌后战场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这两个战场相互依托，相互配合，共同赢得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伟大胜利。
抗日初始，日军集中力量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进攻，继占领平津后，大举进攻华北，以37万兵力决战60万担负防御华北作战任务的中国军队。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未能阻止日军的长驱直人，但广大官兵发扬守土抗日和不怕牺牲的精神，给予日军以迎头打击。自“八·一三”开始的淞沪大会战，虽然70万国军不敌30万日寇，但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悲壮，浴血奋战3个多月，毙伤日军4万多人。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了日军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歼灭日军万余人。1938年6--10月，百万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侵华日军展开了保卫武汉的大规模会战，历时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毙伤俘敌近10万人。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长沙，中国军队先后进行了三次长沙会战，给日军以有力打击，日军自称伤亡6000余人。打破了日本妄想迫使中国屈服、早日结束战争的计划。
正面战场虽然给日军以一定消耗，但未能遏制其前进，丧失了过多的国土和城市。敌后战场则担负起了抗击和迟滞日军战略进攻的主要任务，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使日本所追求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成为泡影。
敌后战场，是相对正面战场的敌人后方战场。进人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军采取政治诱降、军事打击的政策，转移主要兵力进攻其后方战场，敌后战场也就成为抗击日伪军频繁进攻的主战场。
同正面战场相比，敌后战场更加错综复杂和艰难困苦。一是战场极为广大。它既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创建的华北、华中战场，也包括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各个战场；既包括“七·七”事变全面抗战以来的敌后各战场，也包括“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区战场。这些战场分散在全国各地，被敌阻隔，互难联系。二是日伪军极为众多。随着日军把打击的重心移向对付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抗日武装，到1939年底，侵华日军将其24个师团中的9个、20个独立混成旅团中的12个和1个骑兵集团，配置在华北地区。此外，为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直接利用中国人组织伪政府和伪军。先是建立“伪满洲国”，炮制“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蒙古军政府”，后又在平津分别建立“治安维持会”、“治安联合会”，直到后来的华北临时政府、伪江苏省政府和汪伪政权等。这些伪政权都拥有数量可观的军队，仅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就有正规军67个师、20个旅、11个集团，总数达62万人。三是斗争极为复杂。在敌后战场，日伪军、地方实力派、国军和共军，四种力量争雄；国民党政权、伪政权、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三种政权并存。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武装，就战斗在日伪军的卧榻之旁、心脏地区。华北、山东八路军就在日军眼皮底下摆战场。淮南路东的新四军，距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京仅百里之遥，其险恶艰难程度不言而喻。四是环境极为险恶。日军为巩固其占领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频繁的“扫荡”、“清乡”，实行凶残的“烧光、抢光、杀光”政策。据统计，从1938年1月到1942年11月底的5年中，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扫荡”累计2430次。1942年5月-6月，日军在冀中发动“五一大扫荡”，共杀害群众5万多人，造成冀中“无村不戴孝，到处是哭声”的悲惨景象。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反共军事摩擦，再加上严重自然灾害，使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在最困难的时候，八路军、新四军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没有枪弹用，受伤生病没有医药治疗，几近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就是在这样极为广大、敌众、复杂、险恶的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灵活机动，纵横捭阖，铸造了无与伦比的辉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大量歼灭日伪军。随着敌后战场逐渐成为重点战场和主要战场，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兵力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由1938年的58.8%，逐渐增加到1944、1945年的64%和69%，1941年的比例高达75%。八路军出师伊始，日夜兼程奔赴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打了一场漂亮的伏击战，一举击毙日军精锐1000余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民心、军心。接着夜袭阳明堡机场，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00余人，毁伤飞机24架，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作战。193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0师各一部，对日军华北方面军2万余人的冬季“扫荡”进行反击猛攻，击毙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毙伤日军9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1940年夏秋，历时3个半月，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万余人，伪军5000余人，俘日军280余人，伪军1.8万余人，使日军凶焰大挫，胆战心惊。8年中，八路军抗击日军侵华兵力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与日伪军作战约10万次，歼灭日伪军124万余人。
拼杀在华中敌后战场的新四军，有着更加特殊的困难。新四军军部直到1937年底才在武汉成立，部队进人敌后时间较晚，地域狭窄，处在日伪顽的强大夹击之中。指战员们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敌人“心脏”地区炸响了一声又一.声响雷。1938年5月的蒋家河口伏击战，是江北新四军对日军的首次战斗，击毙日军20余人；同年6月的韦岗伏击战，是新四军进人苏南敌后的处女战，毙伤日军少佐以下官兵20余人，打击了日军气焰，鼓舞了军民斗志。在皖南、浙东、豫鄂边，到处弥漫着抗日烽火，回荡着歼击日伪的凯歌。1940年2月，李先念率部进攻汉阳侏儒山，令驻汉日军“谈李色变”，三镇戒严。1943年3月，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一部，为掩护苏北淮海区党政机关安全转移，与分路合击的日伪军进行了激战。该旅第十九团二营四连在刘老庄与重重包围的日伪军展开激战，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坚贞不屈顽强战斗，歼日伪军100余人，全连8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殉国。1944年春，新四军第一师兼苏中军区于3月5日至13日发起以夺取车桥为主要目标的攻势作战，歼灭日军460余人，俘24人，伪军480人，摧毁碉堡50余个，收复据点10余处，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地区的战略联系，巩固和扩大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实现了苏中抗战形势的根本好转。1945年12月，由粟裕亲自指挥的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发起高邮战役，歼灭拒降的日军1100余人，伪军4000余人。8年抗战，新四军抗击了数倍于己的日军，最多的时候达到16万人，约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进行了2.46万多次战斗，歼日伪军29.37万人，伤日伪军12.42万人，日伪军投诚反正5.4万人，总共47万多人。
有力打击顽固军。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始终存在顽固派。他们不看发展变化的大势，不顾国家民族的大义，顽强固守反共反人民的立场，一方面想借日军的屠刀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另一方面制造种种藉口，直接把刀枪指向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特别是1939年春夏以后，日军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军队采取政治诱降和军事迫降两手，在这种大背景下，有的顽军公开投降日军，成为伪军，充当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有的则按照“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图谋，在全国各地挑起军事摩擦，先后在山东博山、河北深县、湖南平江、河南确山等地制造流血惨案，杀害八路军、新四军官兵和我党政人员达1600余人。不打击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就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就不能坚持对日作战，就不能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八路军、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对顽固派进行毫不妥协政治斗争的同时，在军事上给予沉重回击。当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阎锡山制造“十二月事变”时，八路军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打退其嚣张气焰。在晋冀鲁豫地区，对进犯太行、太岳地区的鹿钟麟朱怀冰、石友三等部，八路军给予了痛击。在山东，八路军山东纵队打退了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军的二次次摩擦和进犯。顽军对新四军的进攻，首先是由韩德勤从苏北发起的，新四军在黄桥战斗中使其损兵折将，气焰顿消。于是顽固派们又打起了皖南新四军的主意。他们限令新四军一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同时调集7个师8万余人的兵力，对转移途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进行剿杀。自1941年1月6日麻岭遭遇前哨战，到14日战斗结東，悲壮的八天八夜，皖南新四军近万名指战员，除千余名分散突围外，其余7000多人大部牺牲，部分被俘和打散，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等被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战死。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蒋介石担心抗战胜利后难以维持反动统治，密令胡宗南抽调10个师，在东线阎锡山部及北线邓宝珊部积极策应和空军支援下，妄图分三步夺占我陕甘宁边区。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我军已有充分迎战准备的情况下，顽军的计划才未付诸实行。同顽军斗争不同于日伪军，八路军、新四军始终遵循正确的原则，既重视政治斗争，又进行军事打击；既坚持原则，又适当忍让。在进行军事打击时，一是有理，赢得人民群众支持；二是有利，打则必胜；三是有节，可战可止。正是因为一次次打击了顽军，才得以一直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争取和团结了大多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和最后胜利。
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时，十分注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刘少奇同志曾形象地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没有家，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展不起来的。”抗战开始，八路军、新四军抓住日军长驱直人、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挺进华北、华中日军占领区，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支援下，迅速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中、豫东等10余块抗日根据地。到1941年底，华北5省近百万平方公里的热土，大都成为八路军可靠的“家”。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面积已达18万平方公里，加上游击区约有25万平方公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能不能站稳脚根，巩固和发展，最根本的问题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抗战初期，华北、华中敌后一度陷人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各地纷纷建立以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人士为骨干的救国会、抗战总会等各种半政府性质的组织和群众团体。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各地方组织，积极进行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工作。到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各地自上而下地建起了抗日民主政权，被毛泽东同志誉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至1940年，山东全省已建立了50个区级政权、70余个县政权、10余个专区级政权和2个行政公署。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华中敌后8块根据地中建立起8个行署、20多个专员公署、164个县政府。各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三制”建政原则，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和阶层。苏中半数以上的县及30个区还成立了参议会，广泛吸收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八路军、新四军依靠各级民主政权，组织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稳定了社会秩序，激发了抗战热情，“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就是当时的生动写照。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政策，裁简机关，减少脱离生产人员，大力减轻人民负担。在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的基础上，1943年和1944年晋察冀边区又进行了第二和第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边区政府的脱产人员由1942年的2000余人减至500余人，精简了75%，整个边区脱产人员总数最终达到了不超过边区总人口3%的目标。新四军军部带头进行了4次精简，到1943年1月，军直属队已由16个单位3884人，减为9个单位1803人，战斗人员占总人数的比例从31%提高到65%。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不仅是八路军、新四军坚持艰苦的敌后抗战的可靠依托，而且成为以后战略反攻的基地。到抗战胜利时，全国19个省区的根据地，已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约1亿人口，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赢得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后重新发动内战时，由这两支部队改称的人民解放军，彻底推翻其反动独裁统治，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同舟共济 走向胜利
陈毅元帅曾在《建军报告》中说:“光荣革命的八路军的名字，代表着伟大的红军主力长征的历史；而光荣革命的新四军的名字，则代表着我党我军所领导的伟大的游击兵团的历史。”简明的语言，深刻地阐明了八路军、新四军同是一条根的血肉关系: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同扎根在工农大众的肥田沃土之中，并肩战斗在腥风血雨的神州大地上，有着一样的崇高理想，一样的远大目标，一样的战斗历程。因而，从开始的地域相隔，到后来的并肩携手，始终同舟共济，协同作战，共度难关，走向胜利。
抗战初期，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别在华北和华中敌后，但心是相依相连的。日军随着停止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为确保已占领的大江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安全，大量增兵华中，其兵力迅速超过华北，蒋介石也把枪口转向新四军的敌后根据地。从1940年起，蒋介石不断指使李仙洲、韩德勤、汤恩伯、李品仙、顾祝同等几支王牌劲旅共约50万人，向分散在大江南北、淮河之滨仅有几万人的新四军几个支队发起进攻。一时间，华中敌后阴霾满天，杀机四伏。针对华中新四军面临的严峻局面，中共中央认真分析战场时局，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华中敌后抗战，是关系到生存全局的一项战略任务，决定尽快开辟和建设华中敌后根据地，将整个华北直至皖南、江南打成一片，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一盘棋的战略格局。据此，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命令华中新四军坚决进行自卫，待援军到后反攻；指示华北八路军抽调足够力量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于是，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派出干部从山东南下，入徐海发展苏皖地区抗日武装。八路军山东纵队活动于鲁西南地区的苏鲁豫支队两个大队，迅速南下苏皖边区，与新四军一起，积极打造了“华北、华中之战略枢纽”。
发展华中，苏北是战略突击方向。在苏北打开局面，向南可与苏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向北、向西可与鲁南、皖东北抗日阵地连成一片。按照中央关于江南新四军一部北上、华北八路军一部南下，合力开辟苏北的决策，黄克诚于1940年5月20日率八路军二纵共1.2万人，分两个梯队由冀鲁豫南下。该纵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师后，合并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这是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共同组编的第一支部队。之后，苏皖边区不同建制的几支部队又统一改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的共同编组，密切了两军关系，增强了共同责任。在八路军队伍里，集合着新四军的优秀分子；在新四军肌体里，涌动着八路军的新鲜血液。为尽快开创苏北新局面，在消灭茅山一带顽军后，江南新四军留一部兵力坚持苏南斗争，其余主力全部于1940年7月过江北上。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江南主力北上，形成了协同开辟苏北的新局面。黄桥自卫战就是两军战略配合打胜的一场牵动全局的关键战斗。经过10月3日一6日的激战，歼灭韩德勤军12个团，共1.1万人，俘韩部师长以下军官600余人，士兵3200余人，韩德勒赖以横行苏北的主要军事力量几乎覆没。10月10日，八路军五纵一支队与苏北新四军二纵队两部先头部队在东台狮子口会师。陈毅特地从海安到盐城慰问南下八路军，黄克诚从东沟亲自赶到盐城相迎。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后迁盐城)，至此，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1942年一1943年，华北天灾，日军企图以野蛮的“三光”政策摧毁华北敌后军民的生存条件，八路军面临衣食不备、医药奇缺等种种困难。此时，华中敌后军民节衣缩食，从财力物力上倾力支援八路军华北抗战。新四军主动调拨部分粮食、生猪和海产品，支援太行山军民度过灾荒。这500公里大调拨到1944年10月完成。担任这次调拨的总指挥、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副部长的王兴让回忆说，这次调拨物资总额为800万元(按当时通用的银元计)。这笔款可以购买6200万斤面粉，如按一人一年300斤计算，可供21万人吃一年。
1945年8月15日，历时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军无条件投降而告结束。当时，中国战场出现了美、蒋、日、伪加紧勾结，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争夺抗战胜利果实的复杂、严重局面。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挥下，利用自已处于抗日最前线的有利态势，迅即对日伪占领的大中城市及交通要道发动大规模反攻。八路军向主要大中城市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归绥、济南、青岛、徐州、开封、安阳等发起进攻，切断同蒲、陇海、平汉、津浦、胶济等铁路线的交通，逼迫顽抗的日伪军投降。新四军各部队夺取苏、皖、浙地区敌占乡村和县城，接受日伪军的缴械。当国民党军队加强向大中城市推进时，八路军、新四军的主力立即转向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歼灭拒降的日伪军。在1945年8月至年底的大反攻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歼灭日军1.37万人、伪军38.5万余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多座，并一度攻人归绥、天津、保定、石家庄、芜湖等城市，切断平绥、北宁、同蒲、平汉、津浦、正太、德石、胶济、陇海、广九等铁路，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党战略棋盘上的一着重要“棋子”。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主力于8月31日攻克山海关，至11月底解放辽宁全省、吉林省南部和黑龙江省西部地区。罗荣桓率领的山东军区主力6万多人，自9月至11月下旬，从陆路和海路分3批挺进东北。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全部共3.5万人，大行军，历时两个月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八路军、新四军大批部队挺进东北后，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一起，在东北三省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收缴日伪武装，摧毁伪满政权，消灭土匪特务，建立人民政权，为以后的战斗和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荣传统 珍惜继承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以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战线旗帜下各族各界的伟大胜利，是一首“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时代壮歌。它不仅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耻辱，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显示了民族精神，赢得了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8年抗战中，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出的重大牺牲，取得的成功经验，熔铸的光荣传统，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惜和发扬。
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八路军、新四军是党领导的军队，以党的宗旨为宗旨，党的性质为性质。在面对外敌人侵的严峻时刻，首先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神圣的高于一切的国家和民族利益。为此，刚刚从国民党军事“围剿”里拼杀出来的八路军、新四军，把国家、民族的最大利益放在首位，毅然接受统一的改编，与昨天战场上的敌人，并肩战斗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当顽固派制造的“十二月事变”、“皖南事变”和许许多多“摩擦”不断发生，枪弹从身后或左右射出，残酷杀害自己的战友时，八路军、新四军一方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一方面含悲忍痛共赴国难，用鲜血、生命和忍耐维护着关系国家民族安危的抗日大局。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是一部八路军、新四军为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不屈不挠、百折不回、英勇战斗的悲壮历史。
平方紧紧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在历时8年、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主心骨、保护神，又是他们的一家亲、好儿女。他们像一粒粒种子，在人民群众的沃野中发芽、生根，茁壮成长，而人民群众的雨水、阳光，又使他们开花、结果，发展壮大。指战员们每到一地，都紧紧地依靠群众，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真心实意地为广大群众谋利益。人民群众信任、拥护、爱戴和支持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不但毫无保留地支援前线保障供给，还直接参战，无处不是“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战斗前，无数的鸡毛信、信号树传递着可靠的情报，使我军耳聪目明；战斗中，无数不穿军装的男女老少举起刀枪，与军队一起冲杀；转移时，无数村庄住户封锁消息，把日军变成盲人瞎马；而当有了伤病员时，则到处都是高家庄、沙家浜，村村都有戎冠秀、沙奶奶。正是军民同心，患难与共，携手并肩，杀敌御侮，使凶狂的日军陷人攻防无措、进退挨打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遭致灭顶之灾。
坚持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战争是最讲实际的科学，最灵活的艺术，再高明的预先设想都不可能包打胜仗。抗日战争是大而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抗击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这一崭新的战争实际，催生了崭新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敌后战场伊始，就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中日双方的精辟分析和高超指导，根据面对的作战对象，不局限于过去的战法，不与强敌硬打硬拼，而是以持久作战对付日军的速战速决，以全民族的战争优势对付日军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发展敌后战场的积极行动破坏日军的全面进攻，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有效地遏制、 衰减了日军凶狂的进攻势头。当日军不得不停止战略进攻，集中兵力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时，八路军、新四军则充分发挥敌后地广人众的优势长处，在广阔的战场上包围、切割日军占领的城市、交通线和据点，把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相结合，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飞虎队、雁翎队、铁道游击队等神出鬼没，以伏击战、袭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奇妙多端、变化无穷的战法，狠狠地打击日军，不但使其频繁的围攻、“扫荡”、“讨伐”、“蚕食”、“清乡”等遭到惨重失败，而且陷于敌后战场不能脱身，如同闯人火阵的野牛，被烧得焦头烂额，消耗日增，彻底失败。这一战争史上的奇观，是世所公认的。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说:“在第二次大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曾在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任过参谋的将领冢本政登说:“中共八路军对日本军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
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对抗，也是精神力量的较量。中国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抗战胜利的无比强大的精神较量。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共产党员，都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的民族优秀分子。在条件艰苦、物质贫乏、武器低劣的频繁战斗里，一个个共产党员就是--面面旗帜，就是一阵阵鼓角，他们以自己的模范和先锋行动，召唤着凝聚着一颗颗人心。一声“共产党员跟我上”就沸腾一片热血，勇往直前，前仆后继；一声“我是共产党员”就意味无所畏惧，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有很长一段时间，党组织和党员是不公开的，但人们从行动上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出谁是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更是不为名，不为利，不为官，只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面对蒋介石的威逼利诱，高唱《囚歌》，坚贞不屈；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为掩护总部领导和机关转移，倒在日军炮火之下；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为指挥作战，牺牲在最前线。翻开八路军、新四军的英模和烈士名录，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还有根据地的党政干部和普通党员，他们不图官位利禄，甘于吃苦牺牲，只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遍布城乡的烈士陵园，埋葬着无数抗日忠骨。许许多多为抗日流过血负过伤的共产党员，胜利后直无怨无悔地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他们，是抗战胜利壮歌中的强音，是民族精神的精华。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年了。60年的时间，可以冲刷掉许多记忆，但冲刷不掉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谁也抹不去的罪行，忘不掉我们伟大民族的那场灾难，那场苦斗，那场辉煌，以及在灾难、苦斗、辉煌中锻造的值得代代珍惜、代代承接的民族精神和光荣传统。让它在新的时代焕发更绚丽的光彩，振兴中华，富国强军，维护和平，是每个中国人应该牢记的责任。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就是为了使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以至日本人民记住这段历史，让悲剧永远不再发生。
(作者现为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常务副主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九届全国人民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