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我在南京读书时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南京地下党组织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破坏后,我转移至北平,参加了1935年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受组织派遣,我南下上海参加救国会的工作。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我参加党所领导和掌握的一支部队,用的是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三大队),这支部队在淞沪战役中,伤亡很大。上海沦陷后,我就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直至全国解放。回顾近20年的地下工作经历,把王明统治时期的白区工作同后来毛泽东时期的白区工作加以对比,我深有体会: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关键。如果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不纠正,还是像过去那样动辄搞“飞行集会”、贴标语、发传单等拼消耗的危险行动,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他的以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和刘少奇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被全党所接受,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上海地区,刘晓同志可以说是贯彻执行上述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杰出代表。在刘晓同志的主持下,从抗日战争到后来的解放战争的10多年间,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从未受到大的破坏,并不断发展壮大。抗战胜利时除动员到解放区、游击区的外,留在城市坚持工作的党员达到近千人,解放前夕则达到8000多人,另外外县工作委员会系统,包括杭州、无锡、苏州一带,和上海周边昆山、青浦、嘉定、宝山以及松江、太仓等县还有1500多党员。在浦东、浦南、南汇、川沙还有一支游击武装大队。在浙东恢复重建了浙东第二纵队,以迎接解放。正因为上海地下党坚定执行了中央正确的城市工作路线,从抗战开始,上海地区地下党组织在战争年代才能够对战斗在大江南北的人民军队以及各个根据地给予多方面的配合与支持。譬如,抗战期间,上海沦陷后,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孤岛,我们就利用租界当局与日军暂时的矛盾,通过社会救济组织,到各个难民收容所开展工作,对难民进行抗战教育和革命教育,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先后动员了2000多名青年职工、学生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动员 2000多名青年壮丁,到苏中、苏南游击区和根据地。这么多人分期分批送出孤岛,穿越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安全到达解放区,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当中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党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中高级干部。地下党的成员长期活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畏艰险,默默无闻,很多都是无名英雄。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他们,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原组织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