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沦陷于日寇之手后，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上海人民参加新四军各部队的就有2.1万多人。他们之中不少人为了夺取抗战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店员出身的汤江声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回上海去扩军
汤江声原名唐良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新四军第六团沿用“江抗”名义东进抗日，开辟苏常太抗日游击根据地需要干部时，他被调往苏南东路中共特委。次年，他被分配到新“江抗”二支队三连任政指。那时，苏南要发展抗日武装力量，需要大量吸收上海工人、学生，组织上派他回上海去扩军。
他随身带些鸡鸭等农产品作掩护，到了上海先打电话给胞兄唐良楣，说“夜里睡在你店里”。当时唐良楣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万兴食品店(今第二食品商店)做职员，店有七间门面，来住一个人，人家不会在意的。但店里不能常住，他又要胞兄良楣陪同去霞飞坊(今淮海中路949弄)，租了个亭子间来歇脚。他在上海就穿良楣的衣服，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衫马褂，经常早出晚归。他以单线联系的方法秘密进行扩军工作。有一次，他从三连战士中带出来的上海工人出身、共产党员俞忠祥，在上海郊区一家工厂里扩军，第二天将要带领七八个青年工人回部队时，遭到叛徒告密而被捕。日本宪兵严刑拷打，要他供出新四军在上海的关系，他闭口不言，直到被狼狗活活咬死。
汤江声带着对战士俞忠祥的深切怀念和对日本鬼子的无比仇恨，一次一次到上海扩军。究竟扩军多少人?只有一个总的数字，是由新“江抗”二支队改编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政治处主任张鏖统计的，从1940年9月到1941年7月的十个月内，共扩军1400多名。这是上海人民对新四军的热忱支援，也是汤江声等扩军工作者不畏艰险辛勤奔波的结果。
身教重于言教
1941年汤江声在五十二团一营任政教，平时很早起床，先到附近连部转转，看看连的干部起来没有，然后与部队一起出操。参加越野跑步时，他同样背背包、佩短枪，有时连通信员带的手榴弹也挂上身，一次要跑40-60分钟。每逢营里集训，他也跟战士一样全副武装，参加爬障碍等训练。行军时，他一会儿前，一会儿后，来回奔走照应，有时还替掉队战士背枪背背包。到了宿营地，总要到班里看看，督促战士们洗脚。一次，营部伙食费超过几块钱，他坚持连续三天吃酱菜、萝卜干，把超支的钱扣回来。
在政治工作上，他经常参加班里开会，利用各种机会与战士拉家常，连里每个战士的姓名他都叫得出来，战士的家庭情况他基本清楚。课余时间他组织全营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与战士一起唱歌、做游戏、踢小足球。这年秋天，五十二团转移到靖江、泰兴一带。营部书记的母亲从上海寻到一营来，要儿子跟她一起回家。书记一时摆脱不了与母亲的感情，在去留问题上摇摆不定。汤江声耐心细致地两头做思想工作。后来母亲笑着对儿子说:“跟着部队走了几天，看到你们生活得很好，上上下下像一家人一样。教导员也来过了，还是他说得对，青年人应该走革命的路，听他的不会错。”
冬天气候寒冷，他发现营部有个干部棉军衣里只有一件衬衫，便把自己的毛线背心脱下来给他穿;又看到他只有一条薄薄的军毯，就要他跟自己在一个被窝里睡觉。唐良楣曾向笔者说过:“家里有七个子女，棉被比较多，可是阿弟每次来上海回去时，往往要背一条棉被走，大概六七条棉被给他背去了。”可以想象当时在物资困难的情况下，汤江声是怎样关怀战友的。正如一位战友过了半个世纪还向笔者倾诉自己的怀念:“他像大哥哥一样，从各方面给了我亲切的关怀。”
汤江声就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踏实细致的政治工作，团结全营指战员投入一次次战斗。
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1945年4月，我军获悉日军两个中队、一个小队护送伪军马佑铭团调防，便集中兵力，埋伏在其必经的高邮三垛镇与兴化河口镇之间一个狭长地带两侧。当旅指挥所观察到敌人完全按我作战计划进入预定伏击圈，便一声令下，轻重机枪、小炮、手榴弹一齐轰击，伏击部队迅速插上，只一个半小时，东段的歼灭战就告基本结束。可是西段的五十二团一营碰上硬钉子。
原来走在后面压阵的日军一个中队，看到前面溃乱，立即抢夺就近的新庄，与前面败退下来的日伪军会合，进行顽抗。一营从埋伏地到新庄，中间有1000米开阔地，一、三连跑步过开阔地一半时，敌人已展开火力封锁近百米地面。一、三连虽采用交替匍匐前进的队形向新庄冲去，但伤亡还是很大。一连政指、副支书、三排长相继阵亡;三连连长、政指和营长朱全林身负重伤，数十名战士倒在开阔地上。战斗处在危难时刻。在后面指挥位置上的汤江声，赶到一连政指牺牲的地点，鼓动部队:“现在是消灭敌人的时候，冲吧!”可他跃起前进不几步，被射来的三八枪子弹击中。后由营预备队二连冲进新庄，接应被压制在开阔地上的一、三连。他们用刺刀、手榴弹结束了这场伏击战，共毙俘伪军1500人，毙日军240人，俘日军7人。
这就是著名的三垛伏击战，五十二团牺牲的83位烈士中职务最高的是汤江声，时年26岁。
汤江声挺身而出英勇牺牲，不是一时的冲动，偶然的行为，而是他革命素质的集中体现。战前，他与战友的谈话可以见证。一营向伏击阵地开进途中与二营的队伍会合，汤江声遇到二营政教沈云章，因平时难得碰在一起，此时相会分外高兴，就边走边谈。汤江声说自己一入伍就当干部，又多次离开部队去上海，不像你(指沈)从战士、班长一级级上来，受到很大锻炼，这次伏击战可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又说苏中主力已南下江南(指新四军一师南下创建苏浙军区)，这次战斗对巩固苏中根据地关系重大，一定要打好这一仗，随时准备牺牲。这最后的语言，充分表明他为夺取战斗胜利不惜自我牺牲的坚强决心。
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在相当程度上，须要通过像汤江声等政治工作人员具体的言论行动来实现的。他们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与战士打成一片，以实实在在的道理教育人，从亲和融洽团结一致中凝成巨大战斗力，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这一光辉实践，既是一种优良传统，也是一条普遍真理，不仅那个时候有用，就是现在，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于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也是有启示作用的，值得我们传承、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