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兵头一年，我闹的第一个笑话，是把“代销店”理解成了“代小店”。那年我15岁，进了本地部队服役。有一天副班长让我去代销店买针，以便为我补袜子。我却理解为“代小店”，并把这个词纳入我还是很贫瘠的词库。直到后来写新闻稿，我还在用“代小店”，结果闹了笑话。
不久，我又幼稚了一次：给母亲打电话，让她叫保姆到连队给我套被子。母亲狠狠地批评我，说：“部队里那么多战士，难道他们洗被套被都要回老家找人来弄吗？我当兵那会儿比你还小一岁，难道还得带上你姥姥不成？”打完电话她还放心不下，就直接给我连队指导员写信，希望对我多下一点功夫。
收到信的那天，指导员特意召开了全连大会，当众朗读了我母亲的来信。读完，他还让战士们传看。母亲只是读了小学，后来的文化知识都是在部队学的，而且母亲的一手字写得很漂亮。等大家看过信，指导员说，刘策妈妈写的信，你们都看到了吧，你们能相信这只是一位小学毕业的老战士写的吗？指导员希望通过这件事，激发战士们的学习热情，去努力做一个能文能武的合格战士。
事实上，指导员也是小学毕业。他能由一个普通战士走到部队指导员的岗位，完全得益于部队这所大学校的培养。
那天散会后，指导员把我叫到他宿舍，送给我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本《鲁迅杂文集》。我自然明白指导员的用意。正是从那一天起，我认真学习，并渐渐爱上了写作。指导员开导我说，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要养成阅读的习惯；尽可能多读书，读经典名著。那个年代哪有那么多好书可选读呢？我家的藏书在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后，就被抄走了。连长有个老乡在警备区司令部机关工作，姓朱，是个参谋，写得一手好文章。连长就抽了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带我去登门拜访。那天我的收获可真是太大了，借到了好几部中外名著，还被朱参谋在我刚完稿的小报道中抓出了一个错词“捉襟见肘”——我望文生义地把这成语理解成了“关系亲密”，真是错得一塌糊涂。
我当兵的第三年，阅读与写作都有了不小进步，有几篇通讯报道还在《人民前线报》和当地报纸上发表。指导员、连长还有朱参谋都为我高兴。为了让我有更充裕的阅读和写作时间，经连队领导研究决定，把我从原来的三班调到了后勤，当上了猪倌。原来十几头猪，由当了七年志愿兵的老桑一个人饲养。老桑是个孤儿，当兵那年已二十出头了。他特别眷恋部队，一干就是七年。连队调我去猪场，一是给老桑增加个帮手，二来也是给我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原来十个战士一大间，现在就我和老桑两人一间了。在养猪场，就用不着听到号声起床和睡觉了。也正是从养猪场开始，我从写通讯报道，逐步转向了文学创作。我迷上文学与老桑也有一些关系。老桑虽没有念过书，却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也很会讲故事。
想当初，一个连“代销店”、“捉襟见肘”都搞不清的初中肄业生，如今已成为在省市级以上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50余万字、编著出版图书300余万字的职业撰稿人，这一切都是部队培养的。在部队，只要谦虚好学，做一个有心人，就一定会学有所成。我们连的张大明喜爱机械，在全团练兵比武中，蒙眼拆装枪支，仅用12秒，力拔头筹。他能取得如此成绩，与连队领导对他的培养也是分不开的。有一年南京军区举办为期5天的枪械技能培训，连长、指导员轮流跑营部和团部，为张大明争取到参加培训的名额。张大明退伍后被分配到一家农机厂工作，连年被评为机械能手。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
其实，军营就是一所大学。今天写下这一段文字，既是对往事的回忆，更寄语年轻人应该积极投身于绿色军营，既可实现保家卫国的愿望，也有机会在部队的大熔炉里锻炼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