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卅运动与上海大学

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伟大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它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力量，在全国范围内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将国民革命推向高潮，揭开了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序幕。正如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所说：“五卅运动以后，革命高潮，一泻汪洋，于是构成1925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上海大学革命师生在运动中的表现尤为突出，被誉为“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

五卅运动爆发前的上海大学

西摩路132号（今陕西北路342弄）的上海大学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大学。国民党人于右任为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施存统先后任社会学系主任，侯绍裘、高尔柏分任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与训育主任，恽代英、蔡和森、萧楚女、蒋光慈、沈雁冰等都曾在该校任教，宣传马列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其中蔡和森是中共四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委员，主编党的机关刊物《向导》。1923年秋，他到上海大学，兼任社会学系教授，主讲《社会进化史》，参与领导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他们的教育影响下，上海大学学生的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有的入团入党，有的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中外反动派惊呼上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床”、“卢布大学”、“过激分子的总机关”。

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大学在上海学生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上海大学学生李硕勋任全国学联总会会长兼交际部主任，林钧在全国学联负责上海商界工作，具体参加马路商业联合会工作。

1925年初上海沪西日商内外棉各厂的二月罢工，就是上海大学党支部奉中共上海地委之命，派邓中夏、郭伯和、刘华、杨之华等师生到闸北潭子湾组织罢工委员会发动和领导的。上海大学学生自始至终参加了二月罢工，李硕勋按照党的指示，深入内外棉纱厂工人中，鼓励他们坚持斗争，还参加了募捐、联络等工作。女生杨之华、张琴秋深入女工姐妹中，组织十四个女工纠察队，每队十人，和男工纠察队一起执行任务，后又带领一批上海大学学生到工人俱乐部和工会联合办事处等地方演讲、发传单，教唱《国际歌》和反帝歌曲，鼓励工人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受到工人的普遍欢迎。

五卅风暴中的上大师生

5月15日晚，内外棉七厂的日本工头川村悍然枪杀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第32号通告，号召“援助上海日商内外棉罢工工人，发动反日运动”。

为了把这一斗争引向深入，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下于5月28日召开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会议决定5月30日下午在租界组织上街演讲、示威游行。

上海大学党组织对五卅行动作了具体的计划和部署，该校党支部书记高尔柏回忆：“五卅时的游行、演讲由恽代英、侯绍裘和我们一起布置，分小组指定地点活动，每组八至九人。当时，南京路中心地段，由上大负责，到处可以见到上大的学生在向群众演讲。传单由我与黄正厂（附中国文教师、党员）一道拟写，侯绍裘指导，内容基本有二条：一为揭露顾正红被害真相，二为打倒帝国主义。”

5月30日，全市各校3000多学生到南京路等上海主要马路演讲，指挥部设在望志路（今兴业路）永吉里34号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由恽代英（时任团中央委员、《中国青年》主要编委之一）和侯绍裘（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和教育委员）实际指挥。上海大学的学生全部分配在南京路新世界至抛球场一段，拿着“打倒帝国主义”的传单进行演讲和散发，后来不约而同地集合到老闸捕房门口演讲。下午3时45分，南京路老闸捕房的英国巡捕公然开枪，当场打死13人，其中有游行队伍联络员上大学生何秉彝，学生于达亦负重伤，此外轻伤几十人。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等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动员全市各界罢工、罢市、罢课，抗议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以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侯绍裘与恽代英则在国民党江苏省临时省党部主持召开了江苏和上海国民党各方面负责人会议，听取汇报，具体布置“三罢”斗争。

在党的正确策略指引下，5月31日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当天上大学生一面通电全国，促使全国民众一致奋斗，一面冒雨出发演讲，大都集中在南京路新世界至石路（今福建中路）口一段。这天仍有60余人被捕，内有女同学五人，但随即释出。下午3时许，上大同学又参加了由学生代表林钧主持的上海各界各团体大会，会议决定先由各团体各推代表二人组织委员会，办理罢工事件，再要求总商会签约，商界明日一致罢市，总商会最后签字同意。

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为抗议五卅惨案，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总指挥是5月31日公开成立的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上大学生在总工会担任要职的有：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组织主任，杨之华任妇女主任。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

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会议分析了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形势，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6月4日，由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马路商界总联合会四大团体共同组织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成立，作为反帝斗争公开的总的指挥机关，“对内以计划方针，对外以严重交涉”，推选商界代表邬志豪和上大学生代表林钧为正副委员长，李硕勋当选该会委员；上海学联的副委员长由高尔柏担任，在上海学联中主持工作的还有上大学生朱义权。

1924年12月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岗位上离开的瞿秋白，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兼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五卅惨案发生后，担任中共中央6月4日创办的《热血日报》主编。他在《发刊词》中写道：“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发表21篇论文和社论、23篇时评，打破了帝国主义的舆论封锁，有力地指导了这场斗争。与此同时，蔡和森主编的《向导》也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派。

五卅风暴后坚持斗争的上大师生

1925年6月4日早上，上海大学被英国巡捕、海军陆战队查封。6月6日，北洋政府江苏省宣抚使卢永祥、江苏省省长郑谦发出告示：“望各界人等，概持镇静，以待解决……勿得纷扰，致滋别故，是为至要。”

面对中外反动派的恫吓与镇压，上海大学革命师生并没有被吓倒。6月5日，上海大学在老西门勤业女子师范学校建立了临时办公处，继续组织全校师生投入“三罢”斗争。6日下午，他们在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开会，160余人参加。会议议决组织上大临时委员会，由施存统、韩觉民、侯绍裘、秦治安、韩步先、朱义权、贺威圣等师生七人组成，并议决“住校学生由学校代觅膳宿场所”，继续进行斗争。

6月8日，上海大学教职员学生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宣称：

本大学现已到了转换忍受态度为奋斗态度的时候了，对于中外特行郑重申明：凡本大学以前所受的搜查判决，全系恃势压伏，反乎实情，本大学所主张的打倒帝国主义，完全基于自由思想结果，民族图存的必需，并非受任何特殊主义的影响。本大学永远认强权不就是公理，凡为学术思想起见，无论如何的淫威来压迫自由，如何的黑暗侵袭独立，断然师生合作一起，努力与抗，决不退让，特此宣告。

6月11日，会审公堂审讯被捕的上海大学学生瞿景白、杨思盛、王宇春、王自勤。四人年龄在18至22岁之间，就读上海大学的时间少的不到半年，多者两年。他们被捕有先后之分、被动主动之别，宣讲的口径则基本相同：抗议日本人惨杀我同胞顾正红。他们在公堂上大义凛然，不卑不亢，有理有节，赢得了不少同情。正审官关炯之宣判称：“被告等大多数系属青年学子，因日人工厂内工人被杀，在租界内结队演讲，散发传单，本公堂认为无欲暴动之意，且其拘入捕房时间，均在发生开枪事件以前……被告等着一律具结开释，保洋发还。”

1925年下半年，上海大学搬到了闸北青云路师寿坊新校舍复课。复课后的上大有学生近800人，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占半数以上，革命斗志非常高昂。党的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都去讲过课。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的罗亦农也常到上海大学、上海学联等单位讲演。

五卅运动后，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刘华积劳成疾，卧床两个多月。11月29日，他途经公共租界时被巡捕抓去，会审公廨判令将其引渡到淞沪戒严司令部。12月17日夜，刘华被军阀孙传芳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就地枪决并灭尸不宣。

1926年1月24日，上海大学非基督教同盟、上海大学台属同学会、上海大学女同学会、上海大学同学会、上海大学三民主义研究会、上海大学济难会、上海大学附中济难会、上海大学附中非基督教同盟、上大附（中）学生会等130余个团体，在《民国日报》发表响应拥护人权宣言，抗议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残杀工人领袖刘华。3月7日，《上海总工会三日刊》第110期刊出了署名“失业工人”的诗歌《悼刘华》。诗歌寄托了上海工人对这位上海大学学生的缅怀，充分肯定了他在五卅运动中的领袖风范与重要贡献。原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蒋光慈也写了一首题为《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的悼诗，赞颂刘华是“上帝的叛徒，黑暗的劲敌”，控诉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暴行，坚信“黑夜总有黎明的时候”。公道自在人心，与何秉彝一样，刘华作为五卅烈士，永远活在上海人民心中。

总之，在五卅运动中上海大学起了很大的作用，蔡和森、恽代英、侯绍裘、李硕勋、林钧、刘华、杨之华等人在运动中大显身手，崭露头角，锋芒初试，展示了出色的领导才华。大学生何秉彝等人的牺牲直接引起了五卅运动的风暴。中国共产党及其在上海大学的党支部培养出来的干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五卅运动前后的历史表明，党在上海大学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