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难忘的一幕

　
　　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原北京新四军研究会顾问、军部分会常务会长童树民(童紫)，是我母亲邱一涵的亲密战友。早在1938年秋天，她们相识在杜鹃花盛开的南昌，又一起从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同在中村教导总队学习和工作。邱一涵是教导总队政治处的组织科长，深受大家的尊重。童紫阿姨曾对我说，“我听说你妈妈是斯诺笔下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又是袁国平主任的夫人，一点架子都没有，觉得很了不起，从心里佩服她、崇敬她。她常和我们一起听课，一起出操、一起活动，把我们当作小妹妹，还常帮我们洗衣服、叠被褥，她对谁都好。她不仅平易近人，而且总给人一种亲近感，似乎见到她都有一种心里有话不说不快的感觉。我们都亲切地喊她‘邱大姐’。她也喜欢我活泼开朗的性格。”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童紫阿姨到达盐城军部，被安排在华中局办的党校学习，又遇到在党校任组织科长的邱一涵，阿姨说这真是缘份。她们在军旅生活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1946年夏天，童紫阿姨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她担任上海地下党医务支部的支部书记，为新四军筹集药品和帮助来上海治病的新四军指战员，许多负伤的领导同志都在童紫阿姨家住过，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那时我母亲因患子宫癌在上海广慈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治疗后留在上海休养，兼做地下工作。我出生八个月就被送回湖南老家由祖母抚养，原本妈妈还能寄些钱补贴我们，八路军驻宝庆办事处有时也能给些补助。日本鬼子占领邵阳后，我们失去了与妈妈和组织上的联系，生活就成了问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身患绝症的妈妈丧夫之痛未愈，唯一的儿子又下落不明，忧心如焚。不仅饭吃得越来越少，而且常常彻夜不眠。童紫阿姨眼见她一天天消瘦下去，非常焦急。一天，我妈妈和童紫阿姨谈起自己的心思说：“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浣郎和他奶奶。” 童紫深知久经磨砺坚强的战友需要的不仅仅是安慰，帮她找到爱子浣郎和他祖母将是最有效的良药。
　　经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同志批准后，童紫就委托来上海进药的她的二姐夫陆楚梵，趁到湖南经商之机，绕道邵阳去寻找我们祖孙俩。那时的邵阳县城不大，陆楚梵在街角找到了正牵着双目失明的奶奶讨饭的我。当时我肚子上长了个大脓包，发着高烧，迷迷糊糊地蜷缩在奶奶的怀里。陆楚梵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医生立即给我动了手术。我醒过来时，发现床前站着一个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的高个子男人。奶奶告诉我：“这是你舅舅，是妈妈要他来接你的。”一路上舅舅再三叮嘱，妈妈在家等你，千万要跟紧我，否则跟丢了就见不到妈妈了。我一面紧紧拽着舅舅的长衫，生怕跟丢了见不到妈妈。同时我又在猜想着妈妈的样子和即将见到妈妈的情景。几天后我被带到上海。我跟着舅舅爬上阁楼，当走进房间时，我顿时就傻了，见到的全是陌生人：有童紫阿姨和她的姐姐、小弟弟（妈妈让我喊他小舅舅）等。在窗户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慈祥、温柔的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嘴唇微微颤抖，向我张开双臂……我一看就觉得她就是我妈妈，她的样子和我想像的几乎完全一样。我真想扑过去，然而我怯生生地愣在原地，双眼傻傻地盯着她，想喊喊不出，想走走不动。妈妈则双手停在胸前，满脸的无奈和痛苦。站在一旁的童紫阿姨一边轻轻地推我，一边焦急地提醒：“浣郎，她是你妈妈，喊妈妈呀！” 此时，妈妈再也忍不住了，她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喃喃地说：“浣郎，我是你妈妈！我是你妈妈呀！我的儿子，我的浣郎！” 热泪顺着她的双颊，落在我的额头上，落在我的脸颊上，还带着体温，和着我的泪水。终于“妈妈”两个字从我的喉咙里喷了出来，我就这样平生第一次喊出从小最羡慕的称呼，我终于像别的孩子一样喊了妈妈。那清脆而又嘶哑的喊声震撼了整个房间。童紫阿姨、陆楚梵舅舅、小舅舅，满屋子的人都在流泪。童紫阿姨甚至还哭出了声。妈妈马上指着童紫阿姨对我讲：“这是三阿姨，就是你的姨妈！” 这激动人心的场面，连同童紫阿姨、陆楚梵舅舅的音容笑貌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他们在我濒临绝境之际把我带到了母亲身边，结束了我忍饥挨饿的日子，使我得到了母亲的温暖，找回了属于我的幸福童年。他们对我们的深情厚谊我将永远铭刻在心，终生不忘！
　　值此新四军成立75周年之际，我谨以此文献给亲爱的童紫阿姨、陆楚梵舅舅和新四军的革命前辈，以表最最深切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