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从富家千金到沉默的潜伏者

最近，央视热播剧《沉默的荣耀》在海峡两岸引起强烈反响。该剧以纪实手法反映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夜，一群无名英雄为了全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毅然前往台湾，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孤身犯险，在黑夜里潜行，将情报源源不断地传回大陆。由于叛徒出卖，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国民政府联勤总部第四兵站部总监部总监”陈宝仓中将、“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上校，以及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的口号英勇就义。

朱枫就是我一直崇敬和深深怀念着的奶奶。

两次改名，坚定革命信仰

我的奶奶朱枫原名朱贻萌，1905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之家。奶奶从小就喜欢听木兰从军、秋瑾参加革命的故事，渴望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秋瑾一样的女中豪杰。

1921年，16岁的她到宁波女子师范学堂求学。在那里，她结识了一生挚友、宁波第一位女共产党员陈修良。她们常在一起讨论功课、探讨时局，思想不断进步。1925年，为了响应五卅运动，奶奶和陈修良一起带领同学走上街头，参与反帝反封建的爱国学生运动。次年，在老师沙孟海的提议下，奶奶正式改名朱谌之，字弥明，寓意追求真理、拥抱光明。

1938年初，奶奶加入武汉的新知书店，踏上了革命征程。新知书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1935年创办于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总店迁至武汉（后又迁往桂林）。后来，奶奶又被安排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为了工作需要，改名“朱枫”，应和了她出生时的满山红枫。当然，奶奶的“枫”字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将一颗赤子丹心奉献给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倾其所有，支持革命事业

奶奶的父亲是镇海渔业行业协会的会长，母亲是继承了全部家产的报关行老板的独女。奶奶从小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家里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几千大洋购置房产。然而奶奶并没有把这些财富放在心上，而是倾尽家财支持革命事业。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奶奶卖掉了多年收藏的金石字画等藏品，用于支援抗战。1938年，武汉新知书店经费困难，奶奶一次性捐款500大洋。1939年，台湾抗日义勇队缺少资金，奶奶捐款800大洋；“女八队”和“军医处”为抗战募捐，奶奶一次性捐款200银元；桂林新知书店缺乏经费，奶奶卖掉了她母亲的遗物——一枚3克拉钻戒，筹得6400元，支援革命出版事业……财产捐完了就变卖家产，家产没有了就捐工资。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沙文汉忍不住说：“不能再让朱大姐拿钱出来了，她自己也没有多少钱了。”

深入虎穴，三入集中营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3000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爷爷朱晓光和部分同志被俘，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奶奶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不仅担心并肩战斗的爱人，也担心那些在皖南工作时朝夕相处的战友。她立刻向组织请示，孤身进入集中营打探情况。

奶奶化名周爱梅，假称是爷爷同乡好友的女儿，受人所托，给他送来毛背心和一些钱款。当看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爷爷，奶奶的心都碎了，强忍着悲愤，将带给爷爷的钱款请看守代为“保管”，以期爷爷少受折磨。奶奶临走时，问爷爷有什么需要。爷爷思索了片刻，说要一些奎宁和606针药。这些药品都是当时进口的稀缺药品，爷爷想以此为越狱创造条件。

一个月后，奶奶带着1000多片奎宁，以及一些稀缺药品返回了集中营。爷爷收下药品后，立即交给了看守。后来看守将这些药品拿到黑市高价卖出，并从中拿出40元分给了爷爷。爷爷又让奶奶去城里买一些战友们需要的营养品，看守立即爽快答应并派勤务兵跟着奶奶进城。奶奶不仅给战友们买东西，也给勤务兵买东西，还请他大吃了一顿。直到傍晚，勤务兵才拎着大包小包，高高兴兴地返回集中营。

勤务兵告诉爷爷，奶奶已经离开了，爷爷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没想到第二天一早，看守又把爷爷带进了会客室。爷爷十分紧张，以为自己和奶奶的身份暴露了。当走进会客室时，他愣住了，奶奶竟去而复返。看守还故意给爷爷和奶奶留下了单独的交谈时间。原来，奶奶声称自己家与爷爷家是世交，可以帮忙劝爷爷“迷途知返”，看守便信以为真了。两人利用这个机会，快速谨慎地交换了情况。

奶奶走后，爷爷一直找机会越狱。1942年4月27日傍晚，爷爷终于和一个刚入伍不久的小战士成功越狱。他们靠着之前看守卖药分给的40元钱，回到家乡云和，躲进了五岱洋的大山里。奶奶得知爷爷越狱成功，不顾危险，翻山越岭从桂林走到云和，在大山里找到爷爷，并在1943年11月，将伤愈的爷爷送回了重庆。

放弃小家团聚，赴台执行任务

1945年春，经沙文汉、徐雪寒介绍，张唯一批准，奶奶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爷爷接受组织派遣，前往解放区，后又跟随四野、三野大军，做平津、上海等地解放后的接收工作，而奶奶则一直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那时候，战事紧张，整整三年，除我的父亲朱明跟在奶奶身边外，她和丈夫、女儿都断了联系。

1948年，奶奶被派往香港做地下工作。那时候全国即将解放，香港和内地也通邮了，奶奶这才和家人恢复了联系。多年来，被战火阻隔的思念和牵挂一下子喷涌而出，不到一年的时间，爷爷和奶奶就写了几十封信，倾吐彼此的思念之情。

1949年8月29日，奶奶在寄给爷爷的信中说，她已经在办理交接工作，很快就可以去上海团聚了。9月24日，奶奶又一次在信中提到团聚。奶奶在信中畅想着，等儿子看完开国大典，就请人带他回上海，那时候自己的工作也交接清楚，一家人就能团聚了。

然而，就在开国大典那天，奶奶寄出的信件中却突然改说归期待定。其实，那时奶奶已经接到了可能会去台湾开展工作的任务，虽然组织上还在犹豫，但是奶奶没有犹豫，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她在寄给爷爷的信中说：“时间也不会太长，将来的会晤是比较更愉快的！为什么更愉快呢？我们为了更大的家，暂时放弃了小家团圆，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等到再见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更愉快呢！让彼此期待着更大的欢愉的会面吧！”

10月24日，奶奶临行前夜给爷爷写了一封信，让爷爷不要牵挂，而且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儿女。仅仅几个小时后，奶奶又写了一封信。为了不让爷爷担心，她笑称自己胖了，衣服都快穿不下了。可见这一夜奶奶应该是彻夜未眠，她想到了生死与共的丈夫、聚少离多的女儿、尚未成年的儿子，以及生死未卜的前路……但是壮士是一定要出行的！在这封信里，还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奶奶静静地坐在住处的小阳台上，目光温柔地望向前方，像是诉说着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在照片背后，奶奶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在家与国之间，在一家四口的团圆与四亿同胞的命运之间，奶奶毅然选择了后者。她别夫离子，孤身走向危机四伏的暗夜深海，以柔弱之躯，行壮烈之事，向死而生、向危而行。

宁死不屈，为信仰献身

奶奶去台湾，是为了取回吴石将军手上的情报。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对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报复，我地下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为了配合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党组织急需有人前往台湾，将吴石手中的情报取回。奶奶临危受命，只身赴台。

奶奶到达台湾后，很快便与代号“老郑”的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和代号“大舅”的吴石顺利接头，并将装有绝密情报的微缩胶卷，分批交给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安福号”海轮大副吴国光手中，经香港送回北京。

完成任务后，奶奶开始做返回准备。当她按照约定最后一次与“老郑”接头时，并未见到“老郑”，只收到一张字条，告诉她情况危急，请她尽快离开。奶奶立刻将这个情况告知吴石，并乘坐吴石安排的军用飞机飞往舟山。

奶奶到达舟山后，住进了存济医院顾院长家。她一边寻找渡海回家的船只，一边等待组织安排。没想到奶奶没等到回家的船，却等来了保密局的特务。

1949年7月1日，因为“光明报事件”，台湾地下党组织开始遭到严重破坏，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泽民被捕叛变，交代了地下党组织领导成员名单和地方支部的情况。很快，一个个地下党员被抓捕杀害。1950年1月29日，“老郑”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了奶奶。

敌人对舟山展开了地毯式搜查，最终在顾院长家抓住了奶奶。那时奶奶离家乡镇海只有8海里，只要有一条船，就能回家了。更伤心的是，奶奶被捕后三个月，舟山也解放了。奶奶终是没有等到那一天。

在监牢里，奶奶取下随身佩戴的金首饰，企图吞金自杀，但没能如愿，被敌人抢救了回来。敌人为了软化奶奶，以病后疗养的规格对待，采取“生活上优待，政治上软化”的方针，希望这个富家大小姐能写一个悔过书和脱党证明。

在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奶奶毫不犹豫，再次选择了为信仰献身。1950年6月10日，她与吴石、陈宝仓、聂曦四人被押赴刑场。奶奶身中六枪，英勇就义，时年45岁。

奶奶牺牲后，爷爷请人按照奶奶在香港寄来的照片，把奶奶画在了全家福中。这张全家福，也是我家唯一的全家福。奶奶为了党和人民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忠诚信仰始终激励着我们，我们永远思念她。

（本文作者系朱枫烈士孙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