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苏南广大地区大好河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战略后方。人民群众在敌寇、汉奸、土匪、反共顽固派重重压迫蹂躏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苏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装。他们受到日伪等反动势力的威胁袭扰，力量分散单薄，迫切希望找到党的领导。在这种国难兵灾、水深火热的时刻，新四军派出了一支劲旅，向常州以东一直挺进到大上海的外围。这支部队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
。1939年秋，老“江抗”奉命西移北上开辟苏中根据地，新“江抗”又茁壮成长。新四军、“江抗”的传奇故事很丰富，这里只能做些重点介绍。
（一）
说起“江抗”，首先要说到江阴的抗日游击队、我党在上海的情报组织和“江抗”的关系、陈毅司令命名整编的来龙去脉。
江阴西石桥、申港到祝塘一带的抗日游击队，以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的三支队伍为主。梅光迪原是中共老党员，曾被捕叛变革命。抗战爆发后，他拉起了一二百人的队伍，和国民党谈条件，未能达到要求，又怕被国民党吞并。他见到了我党情报部门的老党员、同乡同学缪谷稔，缪劝他还是接受我党领导为好。朱松寿是江阴农民暴动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老党员，曾被选派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见到过列宁，回国后被国民党逮捕而失去与我党组织的联系。他曾掌握数百人的武装，在祝塘、青旸间伏击过日寇，打过几个漂亮仗。他的部队挂靠过国民党 “忠义救国军”，被对方一步步削弱了力量。承寿根坚决抗日，并有进步要求，曾掌握二三百人枪，但是他对反动派缺乏高度警惕，被反动派杀害。和这些抗日游击队存在的同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和中统特务组织也在积极发展队伍，组建了“忠义救国军”。“忠救军”发展到一二千人，抗日无力，专门监视新四军的动向
，并不断向新四军、“江抗”挑起摩擦事端。
中共中央特科，是十年内战期间，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残酷镇压我党和进步人士的紧急情况下在上海组成的，最初由周恩来同志直接掌握，陈赓、潘汉年等同志先后负责领导。上世纪三十年代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特科也只留下原有的一个情报科，负责人是徐强、高原。情报科接触社会关系面广，各地一些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到上海，通过他们恢复了工作；一些旧军伍人员也找他们，希望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扩充势力。徐强、高原等面对上海外围农村武装林立，自发的进步武装队伍迫切希望找到党组织的情况，决定利用情报工作原有的联络网，积极支持和领导群众武装抗日活动，于1938年初成立了“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简称“武抗”），总部设在上海。“武抗”在工人、学生、店员和难民收容所中个别发展会员，也个别吸收主张抗日救国的中上层人士为会员。1939年初，党中央决定将“武抗”在江苏各地的关系划归省委统一领导。
1938年春，刘钊和郑文道受党组织派遣，由缪谷稔陪同，前往活动在江阴西石桥一带的梅光迪游击队。不久，梅光迪由刘钊陪同，到上海秘密会见高原，要求派人到他那里加强工作。1938年4月，曾在东北义勇军工作的刘史明和几名青年骨干被派到梅部。刘钊和郑文道不久被调回上海。7月，李一平、何克希先后被派到梅部。党组织还陆续从上海输送二三十名青年工人、学生下乡，参加由李一平负责的青训班，作为梅光迪部队的骨干。我就是这时跟随何克希到梅部的。
在江阴，刘钊曾亲自送一份关于苏南、上海周围敌、伪、国民党势力和有关社会情况的报告，呈交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同志。陈毅看后，兴奋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向东发展不像个瞎子了。”
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他带部队到泰兴开会受检阅。承寿根丧失警惕，部队一过江，立即被“忠救军”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同时，“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承寿根妻子带着十几个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桥，朱松寿也带了几个人撤到西石桥。何克希在万分危急情况下，组织部队坚决抵抗袭来的“忠救”武装。打了一二个小时。我们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当天晚上行军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丹阳延陵一带。
江阴游击队到延陵附近，日寇正在兵分三路“扫荡”新四军。我们随即投入延陵反“扫荡”战斗。打了一下午，晚上跟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一天晚上，我们经过几十里行军，到了一个大村子，大家都感到很疲劳，向老乡借荞麦秸打地铺。我们正想入睡，李一平同志突然告诉我：“陈毅司令要见一见上海来的同志，老何要我和你同去。”我有点紧张，忙跟着他，进到一家大院，见到陈毅司令和何克希坐在堂屋里。陈老总抽着烟，神采奕奕。他问何克希：“你们这支部队叫什么番号好？”何克希说：“最好也叫新四军。”陈老总说：“不能叫新四军。因为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到东边发展，叫新四军反而受限制。”何克希想到刘史明来自东北义勇军，说：“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吧!”陈老总高兴地说：“那好，就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他还说：“你们就叫第三路军。”他主动解释说：“为什么要叫三路？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搞不清你们有多少路；二是为了发展，你们下一步要发展四路、五路、若干路。”第二天，陈老总又在到达宿营地时接见了梅光迪、朱松寿、刘史明等同志，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开始只有他和我，我在他领导下为政治干事。有几天，我们随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每到傍晚集合出发时，陈老总都要在队前讲几句话，鼓鼓士气，提些要求。
一天，部队出发前，陈老总讲话时还特地介绍一位叫滨田的日本同志对大家讲话。我们感到很稀奇，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抗日的日本兵。滨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几句，接着唱了几句《孟姜女送寒衣》，唱得不连贯，但是队伍里一片热烈掌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日本兵是不久前和同伙下乡“扫荡”时，被我们俘虏的。他起初不肯吃饭还要咬人，经过政治部同志反反复复耐心细致地做工作，他又亲眼看到我们部队军民团结、官兵平等的情景，才逐渐被感化，并表示愿意参加新四军。后来他成为新四军敌工部干事、日共党员、日本反战同盟理事。
不久，我们“江抗”三路奉命转移到武进、无锡交界的戴溪桥、陆区乡一带休整，准备迎接新四军老六团前来会合。老六团代号为“良团”（新四军组建初期8个团，按照“发扬革命优良传统”这8个字做代号的）。在锡、武交界处，政治部请两位有文化的同志草拟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布告》，在乡镇张贴。我们在戴溪桥周围行军一个来月，11月底，天气渐寒，大家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没有棉衣棉被，好在水乡人家稻草多，陈老总称荞麦秸为“金丝被”，稻草就更能称“金丝棉被”了。
（二）
“江抗”东进抗日，首选地点在无锡梅村。梅村不仅有地理条件，是无锡向东发展的重点，而且有重要的人文因素，是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地区，四周有几支抗日游击队，日寇兵力不足，未在梅村构筑据点，只是三天两头下乡来骚扰抢掠一番。
梅村乡下几支游击队中，有一支部队是邓本殷拉起来的。这个邓本殷，矮矮胖胖，八字胡子，说的是带有浓重粤腔的普通话。他在梅村周围招募了以国民党流散官兵为主的200多人的队伍，想利用我党的政治影响，在上海找到我党组织。1938年8月，党组织派杨进化名陈达到这支部队，对外名义为参议，对内为“武抗”在无锡的负责人。杨进为浙江平阳县人，一度是浙南红军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员。他在邓部，认识了梅村小学校长陈枕白。
陈枕白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失去了组织关系，一直在找党组织。他向杨进提出恢复组织关系，杨进表示，先作为“武抗”成员，待见到新建立的我党江苏省委东路特委负责人后，再介绍他恢复党籍。
游击队活动于梅村四郊，白天不能到梅村，因为梅村镇四周田野开阔，日寇常突然来袭，难以对付。梅村小学和陈枕白便成为实际上的联络点和联络员。1938年6月，新四军老二团参谋长王必成奉陈毅之命，率第二营从茅山地区出发，来东路侦察，到达无锡寨门，派人到梅村小学找到了陈枕白。陈枕白和陈达（杨进）两人一起到寨门见王必成,把有关敌、我、顽固派等最新情况作了详细汇报，也汇报了和常熟游击队联系的有关情况。王必成很满意，活动了几天后带部队返回茅山地区，向陈毅作了汇报。这更促使陈司令下决心派部东进。王必成率营在江阴、无锡之间打了两次伏击战，将缴获的部分武器转赠“江抗”三路。他们返经西石桥时，何克希表示希望游击队早点接上新四军的关系。王必成说：“你还是先到茅山地区见陈老总，请陈老总决策吧！”1938年11月，上海党组织要求调回几名下乡的干部，以充实继续做上海周围游击队工作的力量。何克希对我说，他和李一平现在正在领导“江抗”三路，陈老总不同意调他们回去，他考虑让我回上海。12月初，我回上海前，何克希要我带一份密信给杨进，告诉我，先到梅村找陈枕白，通过陈枕白找到在邓本殷部的杨进。我和杨进是同乡，是杨进介绍我从浙南抗日救亡学校调到上海工作的。
我和杨进以及同乡同学朱敏中在上海先后同住过一个客栈，我们各人被分配下乡工作，不能相互告知。
我和杨进相隔数月又一晤，感到很高兴。我把何克希的信交给他，并向他介绍了“江抗”三路整编待发和见到陈老总的情况。我回到上海后，组织上派我到吴江太湖边做游击队工作。1939年6月，邓本殷率领的部队划归新四军领导，这支部队被编入“江抗”。新四军老六团奉命到戴溪桥，和“江抗”三路会合，成立“江抗”总指挥部，六团对外称“江抗”二路。梅光迪被任命为“江抗”总指挥，六团团长叶飞为副总指挥，负责党政军事全面工作，何克希和六团副团长吴焜为副司令。
“江抗”东进前，陈毅特地给六团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献给良团全体同志》。信里说：“良团的艰苦作风，是本军中最为突出的……用烂棉絮包脚当鞋穿，每天吃两餐，甚至
无菜吃，吃光饭”，“江南人民中都称赞你们这一点”，“我希望你们今生今世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闽东湘鄂赣的斗争农民，你们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你们代表全中国的身世和利益”。信里还说：“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天下没有儿子不孝顺父母的道理啊！”“看见你们精神使我兴奋，看见你们第二次行动，使我快慰。”
六团的前身，是闽东宁德地区的农民武装。邓子恢、陶铸等同志领导过这个地区的革命斗争。闽东人民武装经过了十分艰苦曲折的斗争，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坚持了红色根据地，保持了有生力量。叶飞同志是在1932年由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派到闽东的。1934年，闽东工农红军师成立，叶飞兼任政委，当时只有20岁。六团的参谋长乔信民和主任刘飞都是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既重视军事建设又重视思想工作的老同志。
1939年5月初，六团干部战士700多人，“江抗”三路300多人，整装待发。陈毅司令接到项英同志发来紧急电报，提出：一，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东路地区是交通要道，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我军进去后，会被敌人消灭
叶飞看过电报，心情很沉重。他是从心里赞成东进的，但事关重大，就没有说话，也抽起烟来。陈毅则在屋里走来走去。大约过了十多分钟，他突然坐下来问叶飞：“你看怎样？
”他见叶飞没吭声，又呼地站起来，问道：“哎！叶飞，你看你们到东路去会不会被消灭？” 叶飞回答： “你问这个呀！我们有把握，不仅不会被消灭，还会发展。”陈毅追问一句：“噢！你有把握？”叶飞说：“有把握！不只我一个人，全团的营连干部讨论过，都认为有把握。我就给你立军令状！”陈毅摆了摆手，说：“那好！你们走，照原计划执行！”
5月6日，部队趁夜越过武进横林、洛社段的宁沪铁路，进入江阴县境。铁路线上有日本装甲巡逻车时时刻刻来回，铁路两旁地形不利于隐蔽目标，部队千把人要越过警戒线并非易事。“江抗”二路在前，三路随后。几个侦察兵先到路边探明情况，部队分批前进，指战员也随时准备战斗。叶飞、吴焜带着警卫班在前头，一面监视敌情，一面鼓励部队前进。
何克希、乔信民、刘飞、李一平等分别掌握部队。前面一部分过铁路之后，迅速找附近可以利用的地形、村庄隐蔽前进，后续部队察看没有异情，立即起跑跨越铁轨。大家平安越过铁路，大踏步向前方宿营地行进。
5月7日深夜，“江抗”从江阴境内进入无锡梅村一带。司令部驻在鸿声里。第二天傍晚，东路特委和无锡县委，由陈枕白以无锡县抗日联合会主任名义，在鸿声里召开了“欢迎‘江抗’军民联欢大会”。鸿声里有鸿山，山上有吴文化始祖泰伯陵墓，有东汉时期“举案齐眉”的模范夫妻梁鸿与孟光的墓园。“江抗”部队和游击队整整齐齐坐在鸿山脚下，各连队歌声此起彼伏，吸引着附近各村男女老幼齐来围观，军民大团结誓师东进抗日。陈枕白宣布当地3000人集合欢迎“江抗”，叶飞和中共江南东路特委书记林枫等领导人伫立队前，亲切地和大家见面。我在《梅村抒怀》之二中曾写道：“江南抗日义勇军，奋战敌后显威名。前出茅山根据地，五月八日到梅村。梅村校内忙聚会，泰伯陵前人欢腾。誓师东进歼敌寇，不愧炎黄好子孙。”（连载之一,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