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春，小麦刚刚吐穗扬花，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日寇在汉奸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对我山东滨海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
那年我15岁，是八路军滨海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通信员。经过几天激烈战斗，我部弹药粮食所剩无几，被迫转移。我们警卫连和部分后勤人员由于留下来销毁文件、转移军需物资，没来得及随主力转移，就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几次迂回战斗，我们转移到临沂以东的仓马山区，陷于敌人逐步缩小的包围圈中。
这天，政治处的李主任和警卫连的王连长在山头山召开了全连紧急会议，指出东西边敌人距离我们只有三五里地，北面之敌也正以地毯式的搜索向我们逼近，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王连长拿着望远镜，指着山脚下说：“下边的敌人大约有三四百人，正拿着刺刀逼赶着数千百姓和许多牲口朝我们这个方向走来。同志们，我们是马上转移还是伏击敌人，救出百姓？”他话音刚落，王排长马上站起来说：“连长，打！打它个措手不及，救出百姓转移。”憋着一肚子怒火的战士纷纷要求立刻行动。经过研究，王连长带领我们32人打敌人的前路，李主任带其他战士打敌人的后路。我们32人选好地形，迅速在敌人前方埋伏下来。10分钟后，敌人大摇大摆地向我们的埋伏圈走来。100米，30米，连长喊一声：“打！”我们如下山的猛虎冲向敌人，一阵射击刺杀，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他们以为遇到了八路军大部队，像兔子似的四散逃命，老百姓趁机全部跑光了。敌人后续部队听到枪声，调集了大小炮、轻重机枪，像蝗虫一样扑来。我们携带着战利品迅速转移到西北角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在这次战斗中，王排长和几位同志负了轻伤。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我们在山洞里坚持了数日。由于身边的干粮本来就极少，加之洞内没有水源，我们强忍着饥饿，把仅有的一点干粮让给负伤的战友充饥。挨到天黑，我们趁着夜色悄悄摸出洞口，挖些野菜、树皮和苦涩难咽的青桑椹来填肚。看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领导决定组织体力较好人员轻装突围转移，伤员分散隐蔽到附近村子的群众家里。由于我当时年小体弱也被留下，藏在一位姓苏的大娘家中。
苏大娘是村妇救会长，两个儿子是地方干部，不在家，身边只有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我一到她家，大娘便拿出她儿子的衣裤给我换上，并说：“孩子，鬼子要是来了，你不要害怕，认我是你娘，有我在就有你在。”大娘还给我弄了一些叫郎鸡眼的野草和锅底泥灰让我在手上搓，使双手粗看起来有干农活的老茧，还将这些东西往我脸上涂抹，让我看起来更像农家孩子。
过了几天，一位姓刘的红军老战士给负伤的同志送药品食物，不幸在路上被汉奸发现，被日本鬼子抓住，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村子晒场的大槐树上。鬼子扑进村来，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将村里所有的人逼到晒场。鬼子军官挎着洋刀凶神般地嚎叫着：“你们八路大大的有，不说通通的死啦死啦。”被敌人钉在树上浑身血迹斑斑的红军老战士，为了战友的安危，面对凶残的鬼子咬紧牙关一声不吭。鬼子当着全村人，用洋刀将他开膛切腹。全村百姓看着自己子弟兵血肉模糊的躯体和淌落的肠子，个个低着头流着泪，以诅咒和沉默来回答敌人的嚎叫。我紧握双拳，体内的血液在凝固，胸中的怒火在燃烧，心想：敌人要下毒手了，不如去抢敌人的枪，同鬼子拼了。旁边的王排长像看出了我的心思，朝我瞪了几眼，摇摇头，示意我暂忍一下，不然会连累全村的百姓。在抗日军民与鬼子相持的当儿，窜出一个汉奸头目，在鬼子军官耳边嘀咕了几句，鬼子军官点了点头。汉奸头目得到鬼子允许，转过身子对全场百姓喊叫：“皇军说了，你们男女分开，各认自己的家人，没有家人认领的男人们就当土八路杀头。”说完指使汉奸喽啰推搡着把人们分为男女两群。在这种场合，每个人的心都像绷紧了的弦：男人们都怀着迫切的心情，期待着自己的母亲、妻子、姊妹快些把自己认了去；妇女也紧张地盯着自己的亲人，唯恐他们会从自己的视线中消失。
在鬼子的刺刀下，妇女们怀着屈辱与愤恨，陆续地认领自己的亲人。轮到苏大娘认领了，她走到我面前喊了声“贵儿”，拉着我的手便往回走。我走出两步，回头一看，王排长还站在那里。我稍一迟疑，苏大娘立刻看出了我的心思，对着儿媳喊道：“小明他娘，还不把孩子他爹带回去。”她儿媳立刻会意，快步走到王排长身边，一面将小孩递给了他，伸手拉着他的胳膊说：“还不回去，愣着干啥？”就这样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王排长和其他几个战士都脱了险。
不久，我们接到了归队的通知。临上路时，苏大娘拿出她留着孵小鸡的仅有的8个鸡蛋硬塞在我的衣袋里，说：“其它的东西都叫狗日的抢走了，这些鸡蛋，你带着路上吃吧。”这时我再也忍不住眼中涌出的泪水，喊了声：“娘！孩儿走了，等打了胜仗，孩儿再来看望您老人家。”
60多年过去了，回首那艰苦卓绝的岁月，战友们前仆后继倒下的身影和苏大娘慈祥的脸庞历历在目。我感慨万分：和平来得多么不易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珍惜这安定、团结、改革、开放的年代，努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富饶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