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又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军民奋起抗战。中国由局部抗战发展到全国抗战。在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历史波澜壮阔、独具特色，是我们党史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着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很强的资政育人作用，有我们取之不尽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坚定理想信念、推动社会发展、弘扬革命传统、传播先进文化、陶冶道德情操的生动教材。所以，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上海市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举办的“新四军与上海”学术研讨会非常有意义。
记得1942年11月，我父亲韬奋就是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他向往已久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在调查、访问中，他以亲临其境、耳闻目睹的事实，生动形象地介绍自己在根据地考察的印象：“当我在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亲眼看到民主政治鼓舞人民向上精神，发挥抗战力量，坚持最残酷的敌后斗争，并团结各阶层以解决一切困难的情形，我的精神极度兴奋，我变得年轻了。我对于伟大祖国更看出了前途光明。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他把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通过在苏北根据地的参观、考察，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说：“过去十年来从事于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他对苏北根据地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充分而周到地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全根据地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了敌后抗战；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和‘三三制’的彻底执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己的政治。”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这次来苏北，再次亲眼看到敌后的民主政治像一朵奇葩似的在强敌环伺、围攻下开放出来。”他认为：“只有在枪刺的保护之下，才能建立民主！”他还决心写一本关于苏北的书。他觉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全国最模范最理想的地方，他所憧憬着的民主自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实现了。他衷心地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苏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他还特意书写了新四军陈毅军长的一首诗《卫岗初战》：“故国旌旗到江南，夜半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以表示他的崇敬之心。他边写边说：“血写的光辉战史，不是我用书法可能表达万一的。”他认为，“我真正的了解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决不是只有形式的寒暄请客，而是和各阶层人民结成了生死之交”，“这是共产党的伟大成功”。
上海是我的诞生地，也是我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处于孤岛以至完全沦陷的境地。上海的地下党组织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与战斗在华中的新四军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相互支援，相互依托。新四军的英勇抗日业绩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抗日斗志，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力地保护了上海地下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上海地下党和人民也以巨大的热情，坚持和发展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各种途径，运用上海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千方百计从各方面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父亲在上海病逝以后，我也是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8岁参加了新四军，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学习和成长。
“新四军与上海”，这是从上海这个城市角度，来认识上海与新四军的相互依存关系。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却有历史的必然。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有大有小，有关键的，有一般的，它们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有些重要事件看似偶尔发生，却引发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深刻变革。所以要把握住一些对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事件的相互联系作用，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正如陈毅元帅在《纪念邹韬奋先生》一文所说的：“比如孙中山先生是前三十年的一个最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其一生实践，晚年达到很正确的承认共产主义是革命民主主义的朋友。比孙中山先生稍后约十年至十五年左右的鲁迅先生，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的启蒙大师，他几乎完全走着相同路线，其晚年不但与共产主义相结合，且成为献身前列的最坚强的舵手和战士。这是第二个例子。继孙、鲁两公之后的韬奋先生，从革命民主主义开始，直达到共产主义行列，那么，我们想一想这是一件偶然巧合吧？我想不是的，我想这里极其庄严郑重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总规律，这一条定理有不可抗拒的伟大力量。中国的民主革命启蒙大师们，均遵循这一条路作了开路先锋，反动派的任何手法都是无法逆阻的！……因此，我肯定的说韬奋先生一生的奋斗，其伟大成功便是继孙、鲁两公之后，再度指出中国革命的总规律。这种价值是无可比拟的，也是我所最钦慕的地方。”
我们研究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就是要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并用以指导现实与未来的发展。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