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终身难忘的话

1943年时，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和区党委机关总是在一起行动的。三个机关的人数不多，党员都编在一个支部。当时，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兼任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另有一个副科长，宣传部和宣传科也是这样。其原因：一是初创阶段，二是精兵简政，三是有利于党的一元化领导。

大约是1943年的夏天，我从苏北军部调到浙东未久，我们部队移驻在翁岩，机关支部组织了一次党课，我参加了。在一间老乡的正面堂屋里放了一张长方桌。因房间不大，人已坐不下了，有的人就坐在门口和门外。讲课的是组织部长杨思一同志，那时我与思一同志只见过一面，还不熟悉，更不知道他的斗争经历。可是他的那次讲课留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

他讲课的习惯与众不同。那时领导讲话从来都是站着讲的，无论在皖南、在苏北、在苏中，我所工作过的地区和单位，不管是哪一级领导从未见过有坐着讲话的，直至建国初期一直是这样。当然思一同志也不会例外。但其他领导同志通常都是站在桌子后面作报告，也有少数领导喜欢站在桌子前面做报告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思一同志那样从长方桌的后面，从东面的屋边踱到西面的屋边，又从西边踱到东边，手里还拿着一支铅笔，来回踱步，边走边讲。讲话时面不向听众，而是朝着踱步的方向，只是偶然朝大家看一眼，态度严肃，不插笑话。

我自入党以来，听过的党课是不少的，好像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思一同志的整篇讲话内容我已记不得了，但其中有一句话，却强烈地吸引着我，感到很有新意，其后我常反复深思，悟出不少道理，后来在几次身处逆境时也给了我很大帮助，因而至今记忆犹新。

他是这样说的：“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任何环境、任何条件都是对革命有利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忘记为党工作。”我听了一愕，对前半句似不好理解。他继而又说：“不论遇上任何险恶环境，极其不利的因素，艰苦困难的条件；或当革命处在低潮，甚至遭到某种程度失败的时候；或者个人受到各种委屈的时候，都应该把它看作对革命对个人是有利的。”在我的记忆里，现在就这么两句话了，与原话可能还有些出入，当时他也许还作了不少解释，但我已没有印象了。在当时，乍一听，此话似不那么顺耳，不能使人马上理解。细想一想，很有新鲜感，觉得意味深长。那时候还没有听说“坏事能变好事”的说法，毛主席的“两论”我当时也还未见到过。关于“主观能动性”一说，当时在浙东地区议论得也不多。因此，思一同志的这句话我当时就觉得有些分量，应该好好理解。我联想到自己在上饶集中营时，被俘初期由于原部队的整个机体完全涣散了，只管个人的思想抬头了，而敌人又进行分化利诱。当时我们一部分共产党员就觉得，在这种时刻要特别发挥党员的作用，就秘密地相互通气串联，建立了党的组织，并在对敌斗争中，在教育和说服动摇分子的工作中建立了党的领导，团结了广大同志，保持了气节，提高了觉悟，加深了对敌人的认识，取得了两次狱中暴动的胜利，对当时配合我党揭露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共投降、分裂阴谋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在回忆这段历史中理解了思一同志这句话的奥秘了。就是看你对它怎样去理解、去认识、去对待。我在此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又多次身遇困境，特别是在1955年至1957年的近三年的隔离审查和“文革”期间的六年牢狱生活里，受尽非人生活的折磨，但是我把思一同志的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常常反复思考，从中取得了力量。十年的“文革”内乱使革命遭受了重大损失，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对革命和建设当然是不利的。但从社会的长远发展看，从全局看，以及从共产党员个人的成长看，却是一次锻炼，一次考验，一次走向胜利的革命洗礼。对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对加强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对完善我们的制度，起着推向深入、推向成熟、推向更高层次的作用。同样，对人民群众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觉悟，对广大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作风也可起到促进和提高的作用。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也必须要在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中逐渐清醒起来，成熟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社会主义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将会有多次的曲折和反复，才会一步一步地走向成熟。但关键有一条，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曲折和失败中，是否能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去进行客观的深入的分析，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痛定思痛”中和人民群众真正血肉相联地进行坚决的改进和改革，继续前进。

1955年春夏，我自朝鲜回来未久，在华东军区保卫部时，曾去福建前线检查工作，回来途经杭州，住了两天。那时思一同志是浙江省副省长，我原想去探望他的，又想到省市领导是很忙的，还是不去打扰吧，免得影响他们的工作，于是很快就回南京了。不久，思一同志叫人带口信来，说：“粟后（这是我在浙东时用的名字）到过杭州，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谈谈，以后再来杭州时不要忘旧了。”为此，我心里感到非常抱歉。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可以看出思一同志仍保持着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的好作风，对老同志老战友仍那么关心、尊重、亲切，不因身居要职、事多事忙而疏远。事过不久，在1955年的8月，我被隔离审查了。三年以后，我的问题被弄清楚了，可是思一同志却已含冤而死，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解放战争结束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思一同志，那次路过杭州没有去看他，竟成为我的终身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