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唱抗日歌曲

我喜欢唱歌，特别爱唱抗日歌曲。这是因为我在令人憎恨的日寇统治下度过了童年，深知日寇的残暴、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及抗日志士的英勇无畏；也因为抗日歌曲充满对民族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激奋悲壮，刻骨铭心。所以，每当有唱歌的机会，我大多选唱《松花江上》、《嘉陵江上》、《新四军军歌》、《日落西山》等抗日歌曲，而且用心去唱。
1991年中秋，江阴市政协举办各界人士中秋联谊会，那时适逢“九一八”事变60周年，我上台高唱《松花江上》，当唱到“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时，我热泪盈眶。
2001年9月18日，我居住在新西兰奥克兰市，当时在一所专科学校读英语。班上16人，大多是中国老年人，另有几位是韩国和柬埔寨年轻人。那天上午，老师、新西兰人克雷斯和我商量（我当班长），安排我们去学校旁边的一座死火山作野外活动。我们爬上一百多米高的山顶，仰望蓝天白云，俯瞰多姿多彩的私家花园和像铺了绿色毛毯似的路边草地，远眺碧蓝色的大海，我不由得想到这是一块没有遭受过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的土地，而我的祖国在70年前的今天，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日寇从1931年9月18日攻陷沈阳，在一年的时间里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就是今天呀，这个让中国人难以抹去的“九一八”。我和曾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的张厚明建议，在这个异国他乡的山顶上一起高唱《松花江上》，我独唱《嘉陵江上》来纪念“九一八”事变70周年。曾任过新华社驻英国记者的邬翠容，把歌曲的大意和背景告诉了克雷斯老师和异国同学。当我们悲愤地高唱这些歌曲时，他们用心地倾听着，他们理解了中国人民的心，共同的感情把异国师生的心连在一起，汇成了一个共同的心声：反对侵略，保卫和平。

“七七”事变时，我5岁，上海“八一三”抗战打响，百姓纷纷举家逃难。日寇杀人放火，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

我读书的王庄镇上驻有日军一个班，他们大力推行“大东亚共荣圈”教育，规定学校必须教日语，执行不坚者，校长、教师将遭难。但老师不想教，学生不想学，日语课只是在公开的课程表上排列，而在暗地里上英语课，遇到日方来查，校门值班立即通报，我们即把英语书迅速放入地板下，把日语书拿出来，啊咿喔嗳噢地乱念一通。

我家地处澄东、锡北、虞西三县交界处，是新四军游击区。党的地下工作者陆菊（新中国建立后首任常熟县妇联主席）租住我二伯母家，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在当地积极开展抗日工作。我村也经常有新四军部队短期驻扎，他们发动群众，宣传抗日，减租减息，铲除恶霸。我记得曾有两次新四军上层干部来我家住宿，其中一次是何克希及警卫人员住了三个晚上。何克希，瘦瘦的个子，穿着老百姓送的青布鞋，两只鞋面上用白线绣上“努力”、“杀敌”字样。他对人非常和蔼，住我家后厅侧房，其他人员住厅上和厅后，从不占用主人住房。白天，有女同志在我家房前大榉树下的砖场上，给我们围坐的人群教唱抗日歌曲。就在这里，我学会了很多抗日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等等，这些歌的词、曲，令人振奋，催人泪下，难以忘怀。新四军都是悄悄进驻，一住下来就帮老百姓担水干活，走时将住处收拾得整齐清洁。他们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尊敬，都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日寇经常下乡“清乡”、“扫荡”，在路上见人就杀，村里狗一叫，立即射杀。到吃饭时，在场地上架起三脚架，把从老百姓地里拔来的菜和抢来的鸡放在行军饭盒里吊在三脚架上煮食，大米和白面当然也是从老百姓家里抢来，老百姓称他们为日本强盗。我家在村子的路口，经常有日寇“光顾”。一个冬夜，日寇抓了人在我家厅上用刑，让人仰卧在门槛上，两头向下加压，被折磨的人发出凄厉叫声。随后，日寇把哭叫着的中国人从后门拖出去，从桥上推到桥下的冰窟里。日寇的残忍，到现在回忆起来还使我胆颤心惊。

抗战时期，日寇的奸、淫、掳、抢恶行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数千万中国人民伤亡。提起这些，《松花江上》描写的情景就会在我脑海中浮现，《大刀进行曲》的歌词就会在我心胸翻腾。

今天，日本军国主义又抬头了，要霸占中国的钓鱼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虽然我已80多岁，但我的卫国热情不减，仍强烈地冲击着我。祖国，兴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