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组建以后即开赴抗日前线，抗击日军，收复国土，建立了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
一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及各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十分重视发展教育。新四军干部大都来自南方八省被分割、封锁的游击区。新四军组建以后，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革命的对象、性质、方式都改变了，作风要求也不同了，因此，亟需对干部、战士进行培训、教育，以统一思想，转变作风。根据地政府工作人员，大多数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水平较低，尤其缺乏懂政治、懂经济、懂财务、懂医疗的专业技术人员，亟需对他们进行教育培训，以提高政策水平和执政能力。另外，华中地区被日军侵占以后，不少学校毁于战火或关门，教师失业，青少年失学，抗日民主政府需要解决就业、就学问题；还有，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大、中城市沦陷以后，大批的不愿当亡国奴、不愿接受奴化教育的文化人、爱国青年涌向根据地，投奔新四军，如何安置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这也是摆在新四军领导和根据地政府面前的紧迫问题。故此，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是加强新四军和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是团结知识分子、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是与国民党争夺青年一代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战略部署的需要。1940年3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和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的领导机关和宣传教育部门必须认真地把这一工作当作自己的中心工作之一。
同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领导重视教育，首先表现在各级领导亲自抓教育，都兼任校长，如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兼任华中党校校长和鲁艺华中分院院长，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兼任抗大5分校校长、政委，参谋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校长不是挂名，而要直接抓学校筹建、干部配备，出面敦请当地有名望的教师，解决学校运行中的各种困难、矛盾，有的还要兼教课程。如粟裕去9分校视察，进课堂听课，发现某教员讲课照本宣科，课后与教员交谈，指出讲课要区分对象，不能照搬教材，要有所取舍，要让学员听得懂、用得上。陈毅在5分校讲授“抗日游击战争”课程，亲自修改学校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讲稿。彭雪枫司令员在4分校兼有教学任务，定期为学员上课，亲自编写《游击战术的实际运用》、《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军事教材。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人为什么犯错误》等名著就是在华中党校讲课的讲稿。
其次，表现在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上。根据地经济困难，政府还是拨出一定经费，维持学校最必需的日常开支，包括教师薪水、学生助学金等。华中医学院在筹建过程中，师领导派出很多战士，帮助建院舍。战士上山砍毛竹、割茅草、制土坯，自己施工盖房子。工作中，尊重、支持教师，当时有规定，为了节省开支，领导同志晚上开会、办公，点油灯只能用一根灯芯，但是教师晚上备课可以用两根灯芯；在反“扫荡”、反“清乡”过程中，学校转移，一些教师可享受部队首长待遇，配一匹马。
二
根据地的教育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创立和运作的。战争环境，根据地被分割、封锁，军民生存极端困难，学校在夹缝中求生机。一是战争时时发生，日、伪、顽的“扫荡”、“清乡”、“摩擦”，使得根据地不得安宁，学校关门或转移或合并。如抗大9分校在敌人大“扫荡”时转移到长江北岸启东县的东端，在海与江之间的“牛角尖”里坚持教学，情况紧张时就坐着大渔船漂泊在海上坚持教学；如西中学在敌人“扫荡”期间，让学生全部离校回家，根据他们家庭住址分布情况，设置若干个教学点，由老师定期分头前往授课，待形势好转后又回校集中上课。其他有些学校由此而解散，或转移，或合并。二是物质条件极差，许多学校没有像样的校舍，往往借用祠堂、庙宇、民房；有的学校分散在几个村庄；有的学校校舍破旧，不能遮风挡雨；有的学校常在露天上课。学校缺乏基本的教学设备，有的学校没有课桌椅，只能用砖头垒、门板搭，或者坐在小板凳和背包上，书本搁在大腿上；没有黑板，借用门板代替；有的就用石灰拌锅底灰，涂在墙壁上，风干了就成黑板；没有课本，老师们自己动手选编，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有的连讲义也没有，只能靠记笔记，互相对笔记。
师生生活极端艰苦，中学以上学校基本上都是集体的半军事化的生活，早晨起床后要出操、跑步，尔后排队前往村外小河边漱洗，即便三九严寒也如此；夜晚要轮流站岗放哨，经常在半夜或拂晓前紧急集合，不准点灯，摸黑打好背包，带上自己所有物品，进行夜行军训练。经济上实行供给制、大锅饭（少数学生缴费），吃的是粗粮、杂粮，睡的是地铺；农村卫生条件差，夏天，苍蝇、蚊子、臭虫、跳蚤扰乱师生的学习和生活；冬天，天气寒冷，师生衣服单薄，逢到雨雪天，一些学员没有雨具，只能赤脚走到上课地方。有许多教师是没有薪资的，只供给一日三餐；有时候有些学校发不出教师的薪水，只能靠师生自己生产劳动以自救，有的教师将家中衣物拿到当铺当了钱贴补学校。尽管当时物质条件极差，生活极艰苦，但是学员们心中有目标，精神是充实的，同事间、同学间友情是温暖的，教师为革命而教，学员为革命而学，整个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在艰难困苦中前行。
三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与上海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大批青年和文化人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和根据地建设，同时又从财力、物力上支援根据地。根据地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教师、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上海，上海对根据地的教育发展有很大贡献。另一方面，这些学校培养的人才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为上海所用。最突出的事例是江淮大学的创办。
江淮大学的师生主要来自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上海的所有租界，形势日趋严峻，所有学校都必须重新登记，接受日本的奴化教育。面对这种局面，江苏省委（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领导）决定动员、组织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师生去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一所大学，任命之江、复旦、大夏大学教授韦悫为校长。此决定得到华中局批准，学校由新四军领导并解决经费和给养。新四军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专门的接待站，陈毅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经过上海地下党秘密动员，复旦大学、之江大学、交通大学、大夏大学的二三十位教授、助教，以及来自之江、大同、大夏、沪江等大学和部分中学的学生100多人分批到达淮北。学校于1942年9月正式开学，设土木工程、教育等系和普通科。学生以上海的为主，还有一部分来自苏州工专。学校前后办了两期，至1944年6月停办。
浙东鲁迅学院创办后也派人到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秘密招生，上海有数十人前往就读。为了提高文艺等方面的教育水平，培养一批革命文艺工作干部，浙东区党委通过与上海地下党联系，聘请当时在上海有名望的作家、戏剧家到学院任教。
华中根据地其他各类学校的领导、教师、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上海。比如华中建设大学的首任校长彭康、副校长李亚农原先都在上海从事进步文化工作，抗战后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上海解放后又回到上海，分别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文化事业单位的领导。
1949年5月，第三野战军解放上海，成立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随后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部队首长成为上海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领导。第三野战军前身为新四军，其官兵大多数都经过华中抗日根据地各类学校的教育培训，他们成为上海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领导和骨干以后，为上海的社会稳定、经济恢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我们回顾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发展，以及丰富的办学经验，是对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首次突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先声。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总结、借鉴，推动上海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而作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