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女兵琚逸芳

我的母亲琚逸芳是浙江浦江人，生于1915年6月16日，原名琚安庆，曾用名徐元芳。浦江有光荣革命传统，母亲在少年时，常听老师讲民族英雄秋瑾的故事，深慕秋瑾革命言行。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激发了她的革命激情。

曾采访过皖南新四军的姨表兄石西民，告诉她皖南新四军办有抗大分校。受石西民、石一平（妈妈加入新四军前的丈夫）兄弟的影响，她决心参军抗日救国。为摆脱家庭阻挠和孩子牵扯，她把孩子抱回娘家交给其母亲抚养。1938年8月，妈妈找到在《浙江潮》周刊社的动员青年去皖南新四军的负责人、中共党员王平夷，要求去皖南学习，但考虑到妈妈的家庭情况，王平夷没答应。这时恰巧妈妈的同学金良昆也来办去皖南的介绍信。妈妈请金良昆帮助，金良昆找到项荒途（1942年牺牲的革命烈士）。经项荒途介绍，妈妈拿到了收信人是彭同的介绍信（彭同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化名）。

1938年9月，琚逸芳、金良昆、李芹3人由金华经安徽岩寺新四军兵站到达了军部。接待她们的是新四军副参谋长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周子昆。

从教导队结业后，她在军部军需处、军部兵站工作。1939年12月，她在皖南军部兵站留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皖南军部兵站由军需处处长宋裕和与兵站站长叶进明带领，于1940年底从云岭出发，经茂林、泾县、郎溪、广德到达苏南溧水，联系上了新四军46团，组织上决定妈妈在46团任政治统计及会计等工作，党内担任党小组长、党支部委员等职务。

1941年底，妈妈与钟国楚结婚。钟国楚调任新四军16旅旅长，妈妈调16旅旅部工作。日军对茅山、太滆地区进行“清乡”，妄图消灭苏南抗日力量。一天，新四军16旅行进中突然遇到日本鬼子，妈妈是会计，她护着账本和钱财，端着枪跟着部队往前冲。有人说，在战场上看见琚逸芳倒下，阵亡了，并说琚逸芳保管的东西可能全丢了。当妈妈和几个参谋赶到旅部时，战友们都惊喜不已。经过清点，她保管的账本、钱财一样不少。

1943年春,刚刚经过反顽战火洗礼的钟国楚、琚逸芳经党组织安排去延安学习。当时因工作劳累，钟国楚病了，妈妈已怀孕数月，加上日寇疯狂“清乡”，无法通过日军封锁线。回到旅部，妈妈随钟国楚住在我军后方的溧水新桥以东枫厢岭。一天早晨，得悉敌人向新四军进犯，钟国楚带部队转移，妈妈则留驻该村。村里还有新四军的一部分后勤人员和地方工作人员，遭到国民党顽军的偷袭。妈妈和孩子钟小英，奶妈陈秀英和孩子，同群众一道撤向周家山避险。由于妈妈已怀孕八九个月，行动困难，便躲到溧水新桥一群众家里。

为防止顽军搜查盘问，妈妈与房东大娘统一了口径，说是大娘的女儿，从上海回来探亲。为了保护机密，她把文件放在灶膛里烧了，把赴延安的组织介绍信放在身上，认为这是政治生命，不能遗失，万一保不住时再把它咽下，还把衣服藏在储山芋的地窖里。上午几个顽军来搜东西吃，到了傍晚又来了几个顽军搜查，妈妈已做好被搜身的准备，把组织介绍信藏在草堆里，顽军没有发现。当顽军搜身查问后，她乘机装作拔鞋子，把组织介绍信放进鞋内，敌人仍没发现。因妈妈说话、着装与当地群众有区别，顽军便怀疑她是新四军，硬要房东大爷招供。大爷坚持说她是自己女儿，顽军说老大爷不老实，把老大爷打得头破血流，顽军还要开枪打死老大爷，怀孕多月的妈妈护住大爷说，你们不要打我父亲，要我走我去好了。顽军把妈妈、奶妈以及两个孩子一起带到西朱村，关进一间小房子，不给她们吃喝，两个小孩饿得直哭。次日凌晨，顽军把妈妈一个人带走，把奶妈和两个小孩放走了。

当时，妈妈考虑的是如何对付敌人，不暴露党的秘密和部队情况，要以生命来保存好党组织介绍信，于是把组织介绍信藏在裤边内。到福建集中营时，她把它重新包好再用破布卷成针线包的芯子，放在身上保存。为防止狱中有人辨认出她，妈妈改了个同音不同字的名字——徐元芳。

敌人将琚逸芳带走后，她曾趁顽军哨兵睡着了，悄悄跑走，不久即被抓回毒打。敌人给她上了脚镣，押到广德的国民党江南行署，关了一个夏天。妈妈在集中营生了孩子，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孩子被活活饿死。顽军把身有重病的妈妈转押到安徽徽州洪坑补充大队，用种种酷刑虐待迫害。

在那里，她仍是同以前一样回答敌人的讯问，特务说她不老实，说有人认识琚逸芳，是新四军旅长太太。妈妈一口咬定他们认错人了。她利用在集中营上山砍柴或扛竹子的机会，和难友们互相鼓励，坚持与敌人斗争。后来敌人说她鼓动越狱，把她关进无法站立又无法睡下的禁闭室，她仍然不屈服。隔了几天敌人又把她同十来个同志押送到集中营收容所。1944年春，敌人把她押到福建崇安“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这个“东南分团”是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集训总队”和“特别训练班”两个单位合并而成，这一机构也是上饶集中营的对外名称。不久日寇发动浙赣战役，三战区长官部机关部队从上饶转到闽北山区，并将上饶集中营也迁往闽北，9月驻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城郊老鼠排村。

这是华东地区最大的集中营，环境更恶劣，斗争更艰苦。几百个共产党员、红军、新四军干部和爱国人士中间混杂着敌人布置的特务、变节动摇分子、汉奸等等，上面有大小特务头子管制，四周有宪兵戒备，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在肉体上遭受了最残酷的虐待，她仍然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始终不屈服。刚到崇安集中营时，敌人强迫她填表，妈妈强调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加入新四军没有错。

1944年11月的一个傍晚，妈妈与难友方布在厕所里等到天黑，爬到后面的山上。敌人点名时发现少了两个人，追到后面山上乱打枪。山上树木多，妈妈和方布躺在树丛里，没有被枪打到，躲在山洞里到晚上才出来，在外面要饭吃。为防被敌人发现，妈妈和方布就换了叫花子衣服，但每到一处都有人盘问。10多天后，她俩被特务发现抓回集中营，先是严刑拷打，再捆绑示众，最后关进禁闭室。敌人扬言要枪毙她，妈妈毫无畏惧，从容地准备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琚逸芳、李增贤、魏阿花（魏芝仙）、张玲香等获得释放。妈妈知道新四军在浦江有活动，因此决定先到浦江家里，再想办法找部队。妈妈回到浦江时，新四军部队已撤到苏北，浦江的环境也恶化了。为了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大家决定分散找部队。妈妈到亲戚家借了一些钱，给魏、张、李三名难友作路费，并为她们化了装，托一位可靠的群众将她们安全地送出浦江。

当时国民党对通往苏北的路封锁得很紧，妈妈孤身一人，决心冒险往华中解放区方向去找组织。一路上，她风餐露宿，冒着极大的危险，独自穿越敌人占领的军事区域。1946年2月，妈妈在苏北东台找到了新四军部队，归了队。由苏中军区政治部介绍到华中二分区政治部，又介绍她到雪枫大学学习。妈妈在归队时将费尽千辛万苦随身带着的组织介绍信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华中军区作出“恢复琚逸芳同志党籍”的决定。

1949年妈妈参加渡江战役，随军南下、解放上海，在上海军管会工作。1949年10月，妈妈调南京税务局工作，1951年3月到南京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81年12月离休。
妈妈虽已离开我们，但我们永远怀念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