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期●扬我中华魂●

戈壁滩上“核司令” —— 程开甲

作者:余 玮




 

1964年10月16日,西部戈壁上空腾起巨大蘑菇云,新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这声东方巨响的背后是当时一大批科技工作者隐姓埋名、呕心沥血的坚守与奋斗,其中就有一个传奇的名字——程开甲。是他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温度和压力,是他攻克了原子弹起爆冲击聚焦设计的关键理论难题,并创立了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

2014年1月10日,这位96岁高龄的科学巨匠登上了有“中国诺贝尔奖”之誉的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接过国家主席习近平颁发的证书。

这是共和国的崇高褒奖,这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至高荣誉!

1960年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教授程开甲接到命令去北京报到,去干什么却不清楚。直至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核武器研究所)接任副所长时,程开甲方知被钱三强亲自“点将”参加我国核武器的研制。自此,程开甲在学术界“消失”了。

核试验是大规模、综合性、多学科交叉的科学试验,试验涉及到多种学科及各种试验方法和测试手段,是一项非常复杂而艰难的研究任务。当时世界上仅有美、苏、英、法4国进行过核试验,我国还是一片空白。原子弹研制初期,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的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和爆轰物理研究。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我国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经钱三强推荐,1962年夏,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总负责人。他参加制定由朱光亚主持起草的我国原子弹研制、试验等科学技术工作最早的一份纲领性文献——《第一种实验性产品的科学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计划纲要》。他依据国情否定了苏联专家的空投建议,提出采用地面方式;主持制定《关于第一种试验性产品国家试验的研究工作纲要》及《急需安排的研究课题》,设计了第一颗原子弹百米高铁塔爆炸方案,确定了核爆炸可靠控制和联合测定爆炸威力的方法。1963年,他前瞻性地谋划了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的性质、任务、学科、队伍、机构等。

程开甲回忆道:“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走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

1964年10月16日,融入程开甲万千心血的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准时爆响。周恩来接到这个好消息后,在电话里问:“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程开甲作出肯定的分析:“根据压力测量仪记录数据推算,爆炸当量约几百万吨TNT,普通爆炸不可能有这样威力的。”

难得的是,自动控制系统在原子弹爆炸瞬间启动1700多台(套)仪器,分秒不差地完成了起爆和全部测试。据有关资料记载,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国、英国、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很少一部分数据,而我国首次核试验中97%的测试仪器记录数据完整、准确。

程开甲在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等职。20多年中,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他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等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的30多次核试验。人们以敬仰的口气称他“核司令”。

每次核试验任务,程开甲都会亲自到一线去。20世纪70年代,他多次进入地下核试验爆后现场,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一天,施工正在进行,程开甲来到现场。在坑道口,工程队简要汇报了施工情况,防化部队汇报了剂量监测情况。因为洞内环境极其恶劣:高温、高放射性和洞壁坍塌等危险,技术人员担心发生意外,极力劝阻他不要进去。程开甲说,“你们听过‘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吗?我只有到实地看了,心里才会踏实。 ”最后,程开甲不顾同志们的阻拦,穿上简陋的防护衣,毅然从主坑道进入,随后顶着昏暗的灯光钻进一条狭窄的通道,爬行十几米进入测试室。只见里面到处是石英石熔炼成的黑色玻璃体和破碎石块,原来预置的一切都荡然无存。他一边详细地观察询问,一边嘱咐科技人员一定要把现场资料收集齐全,仔细观察记录每个现象。现场的同志们看到大科学家还到现场亲自调查研究,也受到极大的鼓舞。程开甲说,自己“深入虎穴”观察到地下核试验的许多现象,与只听汇报的感受大不相同。

1984年,程开甲被调回北京,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但仍关注着核试验的方方面面和研究所的发展,并开展了抗辐加固的研究。

1996年7月29日,成为后世史学家研究世界和平史时不可或缺的一页。这一天,中国政府向世界郑重宣布:次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程开甲在北京寓所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32年前,他站在罗布泊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高塔旁的时候心里就想:“总有一天,全世界会全面禁止核试验,并彻底销毁核武器。”

因在参加核试验的20多年里没发表过一篇论文,程开甲可能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公开学术成果最少的一位,但不能否定程开甲卓有成就的学术成果,他一直坚守着对科研的追寻。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用量子力学证明了“狄拉克方程”在自由粒子条件下的正确性,此方程连狄拉克本人也未证明过;上世纪50年代,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固体物理学》教科书;六七十年代,他的学术结论外界都很难看到,而是书写在了中国核研试的阵地上;80年代,程开甲开创了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新领域,倡导开展了高功率微波研究新领域; 90年代,他提出并建立了系统的“TFDC(托马斯—费米—狄拉克—程开甲)”电子理论,为材料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研究思想与方法。

这些年来,程开甲获得了许多崇高荣誉。对于这些,程开甲有自己的诠释:“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

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岁月,程开甲总是充满感情,因为在那里,有他付出的心血和激情,有他事业的辉煌和挥之不去的眷念。核试验研究所成立之初,程开甲根据专业需求,在上级支持下,从全国各地研究所、高校抽调了一批专家和技术骨干。程开甲给予充分的信任,作出了许多挑战性的工作安排,使他们迅速成长。在选才用人上,程开甲始终牢记钱三强的一句话:“千里马是在茫茫草原的驰骋中锻炼出来的,雄鹰的翅膀是在同暴风的搏击中铸成的。”

“当时,为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做准备时,国外全面封锁我们,我们可以说是面临所有的难题和仪器设备的问题要解决。我们一方面奋力攻关难题,一方面在上级的支持下,与全国全军的科研院所、学校、工厂开展了无私的大协作。当年在西直门招待所的基地研究所不断有协作单位来找我咨询和协调,同时基地和研究所的全体官兵和科研人员也在‘走出去学回来’,解决一个个难题。”程开甲知道,核试验是一个尖端的事业,也是一个创新的事业,必须有人才。他创建的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及其所在的核试验基地是我国核事业人才的摇篮之一,先后走出了10位院士、几十位技术将军,获得2000多项科技成果奖,许多成果填补了国家空白……张爱萍将军曾称赞“研究所是个小科学院”。

虽然极富威望,程开甲为人仍然低调谦和,素来淡泊名利。他说:“搞科研,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光想着出名,要重视平凡而艰巨的基础工作,要有奉献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求是、创新,超过别人。”

生活上程开甲是个很随和的人,但工作上又是个很严谨的人。他待人处事非常和蔼,平时温文尔雅,很有学者风度。接触久了,就会发现他思维敏捷,想象力丰富,有强烈的激情和坚定的信念,干工作格外认真,对技术上的细枝末节从不放过,有时他提出的问题会让科技干部急得直冒汗也答不上来。他的时间观念很强,每次开会总是提前5分钟到。年轻干部有事到他办公室,他会热情让座,走时又会起身相送。

程开甲当年的警卫员回忆说:“我见过程老与大家争论最多的就是试验测试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为一个问题,他们能争论一天一夜……程老更坚持客观规律,他不会因为对方职务高而放弃自己的观点。程老始终认为试验测试数据要准确可靠,就必须遵循科学,严格要求。我也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