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在盐城保卫战中负伤，第二年伤愈分配到江海公学学习。当时学校有五六百名学生，他们都是从各个地方调来的干部。1948年学校扩到近千人，其中一部分学生是来自蒋管区的热血青年和学生。江海公学改名为华中公学。为加强领导，调苏北二分区宣传部长俞铭璜担任该校新校长，吴天石为副校长。当时国民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因形势需要，学校建立了武装通信侦察排，我当时担任侦察班班长。
一天吴天石副校长叫我去，他说：“这里离新校长俞铭璜驻地不远，派你去把他请来跟大家见见面，作个报告。”接着他给我封介绍信。我立即出发了。上午十点钟，我来到了俞校长的驻地，见到他后我递上介绍信。他看完信说：“好好，我们吃过午饭同去。”并问：“吴校长可好？李老师（吴的老伴）和孩子们可好？”“都好，都好！”我一一应答。俞校长面容清瘦，但很精神，且亲切和蔼，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吃过午饭，准备动身。警卫员问：“要不要骑马？”他说：“不用。二十多里路跑跑爽快。”
午后点把钟，就到了学校驻处。俞铭璜见到吴天石紧紧握手，连连说“老师好！老师好！”后来知道，吴副校长是俞校长在中学时的老师。
由于天气不好，俞校长的报告只好在一个旧祠堂里进行。因地方太小，各班只能来一二名代表听报告。他报告的内容是讲解毛主席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他的报告如流水行云，清晰、动听，对形势的分析透彻。讲着讲着，天上飘起雪花来了，西面又响起了枪声，全场气氛紧张。一个侦察员急忙对吴副校长耳语。吴副校长又对俞部长（当时习惯，仍称他俞部长）耳语。俞部长大声向大家讲道：“敌人与我区中队交上了火，离我们还有十余里，不要紧。”他风趣地说：“他若向我方向来，我们就立即背起我们屁股下的背包，脚上再擦上点油——溜之大吉；若没有油，就滑雪溜之！他们是无奈我何的。”讲得场内哄堂大笑。他继续讲下去，重点强调入城的政策和纪律。他分析了李自成、洪秀全进城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醒大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绝不重蹈前人失败的教训。”他讲了三个多小时，此时雪停了，枪声也停了。报告完，他与吴副校长话别，匆匆返回二分区。
1948年的初夏，我们学校转移到山东莒南。一天吴副校长把我叫去说：“有个任务要你去完成。”我说：“请吩咐。”“有批药要你送往大连，那里有我们的休养治病的干部。”我说：“大连在哪里？”他指着地图说：“经过整个山东半岛，再过海就到了。”我说：“坚决完成任务！”据说这批药是宋庆龄先生从上海筹集送往苏北解放区的。经过二十多天的跋涉，在胶东区党委的安排下，冲过敌人海上封锁线，我顺利到达了大连。任务完成后，我立即过海回到了山东。无巧不成书，在山东的华东局遇到了我们的俞铭璜校长和洪泽同志。俞校长对我说“你去过大连，跟我们再去一趟吧。”于是我第二次跟他们渡海去大连。
到大连后，俞校长介绍我到当时还没公开的大连市委工作（大连当时是苏军管辖的）。不久，他通过市委把我送到大连工农速中学习。1950年冬，朝鲜战争爆发后，上级通知，凡是华东干部都要南下回华东。于是俞校长又将我调出，跟随他到上海华东局。工作安顿后，他又叫我报考华东革大速成中学学习。经过四年的学习，于195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学习。
一天，听说有省里领导来校检查教学情况。我们走出教室，见到肩并肩走在前面的竟然是俞（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吴（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两位领导。他们见到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哟！哟！放牛娃成了大学生了……”并问我学习情况。我说：“还可以，就是紧张些。”俞部长说：“对你来说是紧张些，当兵出身的嘛……”
1967年，吴天石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倒下。俞铭璜是六十年代初（时任华东局宣传部长）在上海逝世的。
两位尊敬的校长，革命老前辈，我想念你们，请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