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二）

       1942年2月，设在温州的中共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省委书记刘英等一批同志被捕。这个消息是闽浙皖赣联络总站政治交通戈冰、周一光回到上海告诉我的。我立即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华中局和一师粟裕同志。华中局回电指示要我们设法同浙南的龙跃打通联系。我到浙东以后，曾通过各种关系同浙南党取得联系并将浙南特委情况报告华中局，同时将华中局指示转告龙跃，共联系过几次。这时，刘英的夫人丁魁梅同志也从浙南温州来上海，我帮她找好住处生孩子，并同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5月，得知刘英同志在永康方岩英勇就义。
      我与刘英曾见过两次面。1938年3月，他到南昌向东南局汇报工作，此时我恰好也在南昌，我们还和曾山、陈丕显等合了影。第二次见面是在1939年下半年的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准备率中共浙江代表团赴延安参加“七大”。所以我对这位模范省委书记的印象非常深刻，并得知，他是在北上抗日先遣队遭受挫折，浙江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的形势下，于1935年初受命与粟裕同志率领红军挺进师入浙开展游击战争和建党工作的，他们在浙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把革命的红旗插遍大半个浙江。抗战爆发后，他领导的浙江省委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大力发展党组织，建立了50多个县委，党员发展到2万多人。同时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救亡运动。由于浙江省委的出色工作，浙江的党组织、群众基础都很好，为后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他的牺牲是对革命的一大损失。
      5月中下旬开始，浙江的敌我斗争形势又发生重大变化。日本侵略军为加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封锁，占领衢州机场和打通浙赣铁路，以12万兵力，发动了为期两个月的浙赣战役。驻守浙赣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将士虽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为保存实力，命令30万军队撤出阵地，放弃浙赣线，致使铁路沿线的诸暨、义乌、金华、东阳、武义、浦江、建德、桐庐、嵊县、新昌等县相继沦陷。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以后浙东地区的新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地区的方针：争取有利时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创造敌后根据地，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采取多种形式与工作方法达到发展的目的。并决定增派干部到浙东。5月31日，陈毅、曾山同志又电令我“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6月2日，陈毅、曾山又致电粟裕同志转我，要求“启龙与一师抽调出来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组织浙东行委，尽可能抽调部分干部随同所抽调的武装电台，立即挺进到浙东敌后。提出配合国军作战与保家保乡口号，广泛开展敌后统战工作，采取多种多样名义和形式组织群众特别是武装力量，创造敌后根据地。”
      接到这些电报后，我就着手南渡浙东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军已开辟了浙东与浦东间的海上通道。部队的过往、武器装备的运送基本上做到安全可靠。我穿上长袍，装扮成商人，由张大鹏带我到南汇县伪五十团，很顺利地到了南汇的大团镇。我们在伪十三师丁锡山部五十团团部吃午饭，下午到奉贤吴建功同志家住下。第二天，张大鹏在海边与连柏生、张席珍取得联系，然后带我去同连、张会合。在那里，我们做了渡海的最后准备工作。
      6月20日前后的一个晚上，我和连柏生、张席珍等率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从南汇乘海上木帆船，借着黑夜踏上了征途。船老大熟练地驾驶着，经过一夜的航行，天刚亮我们便在慈溪北部的古窑浦登陆。当地党组织已派人在海边接应，我们很快就与吕炳奎、林有璋同志汇合了。这时蔡群帆已率南进支队到会稽地区去了。我们到浙东后不久，顾德欢同志也到浙东来了。
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
    1942年6月下旬，我到浙东三北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我任书记。但对外是连柏生、吕炳奎、王仲良、林有璋等同志以浙东军分会的名义对部队实行指挥，我的公开身份是五支队长连柏生的秘书，化名胡志萍，对内是政治委员，随部队行动。在这期间，为了不刺激敌顽，求得立足，部队是白天休息，晚上转移，几乎天天要换地方，流动性很大。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熟悉三北的地理地形和风土人情，同时抓紧时间同干部们谈话，了解部队各方面的情况。设法与浙东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取得联系。这期间，相继见到了中共宁（波）属特派员王文祥和绍（兴）属特派员杨思一，定海特派员王起。向他们传达了华中局关于开展浙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决定。我还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台（州）属地区党组织仍存在，由刘清扬负责，但当时未能取得联系。这样，基本上把浙东地方党的关系接上了。
      通过对当地情况的初步了解，我认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6月30日，我通过一师粟裕同志给陈毅、曾山发电报，要求军部派来的何克希和一师派来的张文碧、刘亨云等同志速来浙东，另需增派军事政治和经济管理干部来浙东，加强领导力量。7月上中旬，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一师派来的干部陆续到达三北，他们中有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罗白桦、张季伦、张浪、戈阳、余旭、余龙贵、肖松林、刘发清、黄知真等。这些同志我过去大都没见过，但有的已早闻大名，如何克希同志，我早就知道他是1929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开始后曾任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在宁沪铁路东段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整编抗日武装，卓有成效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有着丰富的统战工作和对敌斗争经验。张文碧、刘亨云是粟裕率领的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战友，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跟随粟裕在浙南山区打游击，有着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也熟悉浙江的情况。黄知真是黄道同志的儿子，我们在南昌见过面。到浙东工作的其他同志既有行政管理、经济、文化、党务、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干部，也有军事干部。他们的到来，为浙东工作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与何克希等同志于7月上旬在三北慈溪的宓家埭会合。我们都为能在这里见面，为今后能一起在浙东工作而高兴，大家对浙东的革命斗争充满信心。我向他们传达了近期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关于开展浙东抗日游击战争的电报指示，介绍了我到浙东后了解到的各方面情况。他们也向我介绍了陈毅、粟裕等同志与他们的谈话精神，还谈到陈老总在为他们送行时，特别关照说，到了浙东，搞得顺利，就在那里打天下；搞得不好，打起背包回来，可不要亏掉老本。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新四军领导对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既充满了信心，又充分估计到了斗争的复杂和困难。
     7月18日，我们在慈溪北部的宓家埭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刚来浙东的干部和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参加了会议。我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我在报告中向同志们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的决定；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同志们听了报告后进行分组讨论。我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分别到各小组听取讨论情况，并对一些问题加以阐述，以期统一大家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可能性和艰巨性树立正确的认识，以增强同志们战胜各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我向同志们分析了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首先，我们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华中局的正确领导以及一师粟裕同志的指导，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不出大的偏差，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求得发展；其次，浙江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挺进师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浙江，许多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人民群众同我党我军有着紧密的血肉关系；三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建的浙江省委，在浙江各地恢复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并在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中间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广泛进行抗日救亡运动，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最后，浦东部队进入浙江一年来，虽然人数不多，力量不够强大，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民族教育、阶级教育，纪律严明，敢于打击日军，赢得了人民群众及各界人士的一致称赞，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总之，在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矛盾已下降为次要矛盾的形势下，只要我们高举抗日的旗帜，本着“多交朋友、少树敌人”的原则，就能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同时，我也向大家坦言，我们将面临的困难，务必使大家有思想准备。首先，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省，浙江奉化是蒋介石的老家，陈立夫、陈果夫也是浙江人，各种反动势力非常强大，保甲制度健全，还聚集了许多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控制了姚江以南的大片地区。在三北地区，日军还建立了许多据点，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我军回旋余地较小。二是我们部队数量有限，根据当时向新四军上报的数字，除地方行政人员外，共有1261人，轻重机枪34挺，长短枪654支。况且，我们这支部队只有少数是我党自己创建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是由伪军和国民党军队中争取改编过来的，没有新四军中的老部队作骨干，虽然经过我党派进去干部较长时间的整顿改造，但军政素质，尤其是军事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我反复告诫同志们，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