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伴均早已退休，子女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衣食无忧，一家人的生活和谐幸福。面对幸福的家庭生活，我的心情并不轻松，那就是还有一笔小小的、且分量不轻的“心债”。
1953年1月，我这个新兵被分配到驻地在北京丰台的一九六师坦克团坦克二连。之前，我在长春拉拉屯坦克学校经过紧张艰苦的训练，初步掌握了前苏联坦克的技术性能，学会了坦克的修理保养技术。当年，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充实连队，受到了团、营、连各级首长的欢迎。我到连队后，既当文书又当技术员，既要为老兵们上技术课又要给连长写训练计划，有时候还要为老战士们代写家信。作为新兵，我每月的津贴费只有六元钱，买些牙膏、肥皂、信封、信笺后所剩无几，有时候还要给远在苏州的父母寄上三、五元钱。我父亲原在上海江南造纸厂工作，日本鬼子侵占上海后，工厂也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从此我父亲长期失业。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是在凄风苦雨中度过的。我参军后，家庭生活依然十分贫苦，父亲在来信中常有流露。爱兵如子的连长、指导员经常询问我父母的生活状况。有一天，我接到父亲来信说，我寄给家里的二十元钱已收到了，并希望我在部队安心工作，刻苦训练，保家卫国。收到父亲的来信我很惊奇：我没给家里寄二十元钱啊！这钱是谁寄的呢?我思来想去不得其解。那天傍晚，我从伙房打饭回来，在连部和连长、指导员一起吃饭时我把心事讲了出来，连长安慰我说，甭管谁寄的钱，你家里收到了就好。指导员则以平和的口吻说，别管谁寄的钱，咱们部队同志之间是弟兄，是手足，互相帮助是应该的，这是咱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你千万别放在心上。这时，我如梦初醒，猜到了那笔钱是连长崔登科和指导员黄俊悄悄地给我家里寄的。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感激的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心想：多好的首长啊!以后等我有了钱，一定悉数还给他们。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连长、指导员也是拿的供给制津贴，每月也只有十多元钱，但是，他们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把仅有的一点点钱帮助家庭困难的战士，他们的品德是何等高尚，精神是多么可贵。1955年春，部队搬进了杨村营房，后来我入了党，提了干，拿了薪金，不过，连长、指导员早已调离原部队，我欠了他们一笔债，一笔分量不轻的心债。时隔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对连长、指导员的歉疚之情在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笔心债，使我怀有一颗感恩的心，知恩图报，善待他人。这笔心债，更使我牢记一个老党员的使命和责任，要一如既往地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做一个富有爱心、关爱弱势群体的不老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