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期●学习与思考●

分析金融危机还是要回到马克思

作者:成思危

对于金融危机,还是要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再结合资本主义当代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纯地说这是监管不力的问题。
                                                                                         政府更重要的作用是搞好公共服务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目前改革处于发展攻坚阶段,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究竟是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凯恩斯?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思考。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有一些说法,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主要是指宏观调控。我觉得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经济理论上看,市场有失灵的时候。由于市场是追逐利润的,在涉及到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等方面,市场难以发挥作用,因此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处理这些问题。
      但是我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仅是宏观调控,更重要的作用是要搞好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方面就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来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和效益。为此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利用,正因为这样,我国有了股份制公司、股市、风险投资、期货等,将国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熟做法吸收了过来。
      另一方面,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在这方面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要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失灵的情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理解到,经济的发展,内因是主要的,经济的发展要靠企业。千千万万个企业都应当是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应当让它们自主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但是任何企业都不可能不受到其它企业决策的影响,不可能不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推动整个经济在宏观上向一定的方向发展。正因为有这种自组织作用,所以从微观上看,尽管各个企业在市场中的活动看来是无序的,但是从宏观和长期看来还是有一定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经济会有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股市会有牛市和熊市的原因。
政府的政策调控是外因,这个外因要通过改变内因(企业和人们的预期)来发挥作用。如果它不能改变人们的预期,政策可能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人们感到诧异,为什么有时候市场不听政府的?像股市在上涨的时候,尽管政府出台了提高印花税、提高储备金率、提高利率等各种政策,但股市仍然在涨。而股市在下跌的时候,尽管采取降低准备金率、减息、减低印花税等等措施,股市还在跌。这就是因为这些政策没有改变人们的预期。股市涨的时候,投资者信心高涨,政策难以改变这种信心,所以股市还在上涨。股市跌的时候,投资者信心丧失,政策不足以增强人们的信心,所以股市仍然下跌。我认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合起来,而不要相互较劲。应当认识到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为此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
                                                                                                               美国金融危机并不单纯是监管不力
      我们要警惕以加强宏观调控为借口来扩张政府的权力,甚至让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做法“借尸还魂”。例如这次金融危机,有人关注凯恩斯的学说,认为主要是由于美国政府监管不力,因此要加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的权力,不应继续推进我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如果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分析来看,实际上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过一个例子,商人A通过中间商B向生产商C定了一批货(假定货款是100万元,交货期为半年),准备卖给在印度的客户D。当合同都签订了以后,生产商C就可以凭着合同向银行贷款,因为他已经接到了订单,现在需要资金来买原料、雇工人;B也可以凭他和A签的合同向银行贷款;A也可以凭他和D签的协议向银行贷款,因为D已经和他签了合同,要他 100万的货。D也可以凭他和A签的合同向银行贷款,因为他半年后可以收到这批货。所以,本来一块钱的生意,就变成了四块钱的信用贷款。在现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杠杆率(一块钱本钱可以获得多少信用贷款)增高得很多。根据我粗略的计算,银行的杠杆率是10—12倍。投资银行的杠杆率可以达到25—40倍。美国的“两房”由于有政府支持,杠杆率最高的时候达到过62.5倍。虚拟资本大量膨胀,尽管能提高金融效率,但当然也会增加金融风险。马克思认为在借贷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基础上产生的金融产品,都是虚拟资本。因为当投资者把一笔钱买了债券或股票以后,他就失去了对这笔钱的使用权,保留的是对这笔钱的所有权,而这个所有权是靠一张纸来保证的,在当今电子化时代,索性连纸都没有了。如果大家都遵守信用,当然没有问题。如果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信用体系就会出问题。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违约引起债务危机,由债务危机进入到流动性危机,再进入到信用危机。债务危机爆发以后,因为金融机构都不可能把钱放在自己手里,其现金就不够支付债务了。投资银行、保险公司的杠杆率都很高,一旦不能偿付债务,就会出现流动性问题,所以美国政府要给这些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买它们的股权,让这些机构用股权换流动性来对付流动性危机。但当从流动性危机进一步发展成信用危机后,人们对金融机构、金融系统、政府都丧失了信心和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危机不断发展和扩大,从美国向全世界扩散,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
      所以,我们要解决金融危机,还是要根据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再结合资本主义当代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而不是单纯地说这是监管不力的问题。当然凯恩斯理论中有一部分正确的东西我们要吸收,但不要将凯恩斯误认为马克思。
      30年的改革开放,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央一再强调要有忧患意识,要居安思危,要注意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注意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比如最近的金融危机,我看到一种论调,说中国的金融体系是最好的,这种论调本身值得探讨。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系统之所以相对于发达国家受的影响比较小,原因有三条:第一,中国的老百姓对我国的金融机构、金融系统以及政府有着充分的信心,没有出现信心和信任危机。第二,我国的金融系统不够发达,基本上没有资产证券化,没有投资银行,没有评级机构,这就没有形成美国次贷危机中的金融体系链条,风险没有被不断传输和放大。但是从实体经济角度看,我国受到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第三,我国的监管机构相对来讲比较谨慎。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提高我国的国际金融竞争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享有更大的话语权。(原载《中国改革》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