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打边稳边建

万事起头难。回顾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生的共和国在国内外处于非常复杂和困难的环境之中。既要抗击外敌的侵犯，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更要抓紧国家的建设。面临如此艰巨繁重的任务，我们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英勇无畏，克难奋进，贯彻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经过三年努力，就使饱受创伤的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开国之初，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正当我国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遣第七舰队入侵我台湾，1950年10月，中国派遣志愿军开赴朝鲜作战，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经过三年异常残酷的战争，终于以中朝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结束。这就是“边打”。
      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从大陆溃退时，部署了政治武装土匪240多万人，潜伏特务60万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60万人。新中国建立之初，他们到处骚扰、破坏和武装袭击，自1950年1月至10月，全国就发生818次反革命暴乱，杀害我干部和群众近4万人。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自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猖獗一时的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被肃清。社会秩序出现了安定局面。
      国民党政府1949年留下一个满目破败、民穷财尽的国民经济烂摊子。生产力水平低下，现代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还是中世纪落后的手工生产方式，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失去土地。重工业很少，只有一点轻工业和加工工业，不能生产汽车、机车、轮船、舰艇和飞机，机器设备和重要原材料靠进口。1949年，全国钢产量仅15.8万吨，粮食产量仅2162亿斤，棉花产量仅889万担。当年水灾造成的灾民4500万人，许多工厂倒闭，400万工人失业，700万工人急需救济。物价暴涨，物资匮乏。自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由于国民党特务和不法投机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全国接连四次物价波动，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如当时上海全市的煤炭、棉布供应仅能维持7天，粮食供应仅能维持20多天。
      当年我在解放军三野十兵团，曾于1949年5月参加上海战役，27日解放上海。我目击了国民党特务和不法商人投机倒把的罪恶行径，他们置军管会严禁银元和外钞流通的命令于不顾，雇用了1800多个混饭吃的小银元贩子，在南京路、四川路一带街头，敲着银元，沿街叫卖。解放后十天左右，银元价格被哄抬了近两倍。他们竟公开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上海军管会组织了大规模的“反银元投机，保证人民生活”的街头宣传教育，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陈毅市长严肃地指出：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必须封闭操纵银元投机的总指挥部——“证券大楼”，逮捕重要投机分子，斗争才能取得彻底胜利。6月10日，市里派出警备部队和公安人员包围、查封了“证券大楼”，逮捕了重要投机分子230多人，其中有具有20多年历史的老投机商，如“大亨鼠”等，从而打胜了“银元之战”。但敌对分子不甘心失败，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国民党特务叫嚷，只要控制“两白（粮、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进行“粮棉之战”。当时主持中央财经工作的陈云，迅速从全国调运大批粮食、棉布、棉纱和煤炭进入上海，敞开抛售，价格不变，使物价迅速下跌，不法投机商纷纷破产。毛泽东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当时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到1950年3月，就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初步稳定了物价，取得了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第一次大“战役”的胜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就是“边稳”。
      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虽然影响全党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但由于战争在国外朝鲜战场进行，因此国内仍然抓紧建设，大力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贯彻了党中央决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自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党领导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其他各项新民主主义改革和经济建设，胜利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毛泽东当时就指出：“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基本完成，使3亿多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约700亿斤粮食的苛重地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国家在3年内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恢复，也摆在优先的地位。至1950年底，全国原有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起来。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开工，至1952年7月1日建成，结束了四川没有一寸铁路的历史。通往世界屋脊拉萨的康藏、青藏公路也开始兴修，同时加紧了沿海公路的修建。
      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抓紧加快进行。在重点建设方面，除首先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重工业企业外，还兴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钢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等。在所有的工厂企业，广泛地开展了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
      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合理调整工商业。中央确定：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下，抓好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重点是调整政府和国营经济同私营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关系。调整的措施包括扩大对私营工商业的加工订货和代购代销，调整税收负担，加强货币投放。由此促进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对外贸易方面，针对美国操纵英、法、日等36个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的政策，中央决定采取扩大对苏联和东欧各国贸易的举措，各种重要战略物资，大部分由苏联和港澳地区转口，同时积极争取与一些西欧、北欧国家的贸易往来，突破封锁禁运，达到将旧中国长期入超转变为进出口大体平衡。
      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获得全面恢复，并有了初步发展。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34.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递增率为15.3%。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实现了三年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1952年同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800万增加到1600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农民收入一般增长30%以上。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合作社、私人资本、个体、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份都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国家支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更为迅速。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为整个国家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