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上海的回忆

       1949年5月，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七军八十一师政委，直接参加了解放大上海的战斗。我军从黑沙洲胜利渡过长江后，迅速解放了宣城、宜兴、长兴、广德、郎溪，直插上海外围。在松江稍事休整后，于5月24日向市区发起了进攻。
      当时敌人号称有8个军26个师外加特种兵16个团，还有交警和保警8个总队几十万人，他们在上海外围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和工事，企图步步为营，负隅顽抗。我军也投入了九、十两个兵团，10个军30个师，共40多万人。考虑到上海市人口众多，建筑密集，为了贯彻陈毅同志提出的“瓷器店里打老鼠”的方针，我们采取了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不与敌人作一街一弄逐楼逐房的争夺，尽快地甩开敌人，直插市中心，不给敌人喘息之机。
      我们军的任务就是穿插，国民党守军被我们搞得晕头转向，极度混乱，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虹桥镇、七宝镇、虹桥机场、中山公园、西站等很快被我们攻克了。师长孙端夫带一个团留守中山公园，我带另两个团于25日清晨占领了静安寺。为了减少战争对城市的破坏，减少部队和上海人民的伤亡，我们一鼓作气沿着江宁路打到了苏州河边。
      河的北面是造币厂，厂房比较高，被敌五十一军占领着。我们想通过江宁路桥十分困难，几次冲锋都被制高点的火力压了下来，牺牲了不少战友。我把指挥部刚安在了第二劳工医院，地下党就派了中共地下党员、上海策反委员会的田云樵同志来和我们联系了，商量用什么办法能尽快打过苏州河去。我说：“中央指示我们，要‘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建设上海，不能破坏上海，不能在市区使用重炮和炸药’，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最好能用政治攻势解决对面顽固的敌人。”田云樵同志马上想到了一个联系人王中民，当时他在海关工作，说他曾任过国民党少将部员，与对岸五十一军的高层较熟，可以利用他到对岸去活动一下。我立即向军长聂凤智作了请示，得到同意后随即安排参谋送王中民过了河。
      对于国民党来说，半壁江山已失，我军大兵压境，连续的失败导致他们内部早已乱了阵脚。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虽然故作镇定地守在上海，背地里却早已备好了逃往台湾的军舰，并安排了留下为他卖命的替死鬼。5月23日下午，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家里，陈大庆代表汤恩伯宣布，时任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的刘昌义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上海北兵团司令，指挥五十一军、一二三军和二十一军，负责上海市区的防务。陈大庆称自己第二天要到吴淞防守司令部去和淞沪防卫司令石觉住在一起，实际上是为乘军舰逃跑作准备。这样一来，我们策反的目标就是刘昌义了。
      通过地下党的努力，王中民经过他的同乡兼同学、刘昌义的亲信、五十一军副官处长刘凤德和刘昌义取得了联系。25日上午，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我和刘凤德通了电话，他表示刘昌义愿意谈判。按照约定，刘昌义带着刘凤德、王中民、军法处长魏震亚等人乘坐吉普车到了苏州河边，我马上命令部队让开一个口子，让他们过了河，中午前就到了第二劳工医院。我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同刘昌义进行了谈判。我对他谈了上海必将解放的趋势和国民党大势已去的现状，让他马上率部投降。他说汤恩伯已带着陈大庆等人乘军舰跑了，让他当炮灰留下来送死，他早就对国民党心灰意冷了，然后把桥北的兵力部署情况作了介绍。但是在改编、投诚还是起义的问题上，他向我讨价还价了几个小时，还要保留原来的编制和武器。我说绝不可能，如果不马上放下武器，用不了一个小时，你们全部要被消灭光，只有放下武器，才能算他起义。他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坚持了。然后我们双方在起草的协议书上用毛笔签了字，对协议中“暂保留原来的编制、番号”一句，我毫不客气地划掉了。
      签好字后，气氛就比较轻松了，正好午饭也送到了，我就请刘昌义和田云樵同志一起吃便饭。饭后，刘昌义提出要见陈毅司令员，我说找不到（其实当时陈司令已到了中山公园，我不能告诉他），但你可以同聂凤智军长谈谈。他当时略有不满，后来还是听从了我的安排。于是我带着刘昌义、王中民等坐车前往虹桥路的二十七军军部。为确保安全，我还派了一辆架着机枪的卡车在前面开道。在军部，聂军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刘昌义表示了起义的决心，聂军长笑着说：“我听罗政委在电话里谈起，已向陈毅司令员作了汇报。”并说，对刘的安全，解放军绝对予以保证。至于待遇问题，对刘昌义等贡献较大的国民党人将给予特别优待。刘听了连说“谢谢”。刘昌义等人返回北岸时，特地把军法处长魏震亚留在我们师部，负责双方的联络。
      由于刘昌义的起义，我们减少了更多的伤亡，也确保了上海城市建筑的安全。26日凌晨，我们八十一师顺利地通过江宁路桥过了苏州河，接管了五十一军的所有防地，解放了包括真如镇在内的整个沪西地区，并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对外白渡桥的攻势。外白渡桥的争夺战在解放上海市区的全过程中算是激烈的，敌人在桥边的上海大厦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我军冲了许多次，伤亡很大，就是冲不过去。如果能用重炮和炸药的话，几个上海大厦都攻破了，现在难就难在不能用重型武器，所以，当我们师一过了苏州河，我马上就派了一部分兵力从背后去攻上海大厦，在前后夹击中，外白渡桥很快就被我们拿下了。顺着四川北路冲到底，在虹口公园的南面，就是海港司令部，也就是汤恩伯的大本营，门口有两座碉堡，转眼也被我们占领了。当我后来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匆忙逃跑的景象一目了然，外套、手杖、望远镜等都没来得及带走，整个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我们师的主力从江宁路桥直接向江湾进发，扫清残敌。越靠近江湾机场，沿途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太太小姐们肩扛手提大包小包的越来越多，人山人海，前拥后挤，都是想赶到机场去坐飞机逃命的。路过五角场时，有敌人的一个营被我们关在房子里，当时根本顾不上和他们打，就直接往江湾机场赶。等我们赶到机场时，天刚刚亮，国民党的三架飞机也到了机场上空。我们的战士一看，纷纷对着它们开枪，敌飞行员看到机场已被我们占领，知道大势已去，不敢落地，扔下那些逃命的人，一溜烟飞走了。事后想想不开枪就好了，让它们降下来，我们还能多得到三架飞机。然后，我带着一个团赶到江湾体育场接受了刘昌义率领的数万国民党残部的投降。另外，我们在火车站也接受了两万多国民党部队的投降。
      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从24日到27日，我们经历了与以往任何战役不同的洗礼。我是第一次进上海，战士们大多没有进过城，他们连电灯都没见过，更不懂电的知识。激战中路边的电线被打断了，我们的一个战士触电倒下，其余的战士马上冲上去救他，一个拉一个，一连倒下了七八个战士。大家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多亏地下党的同志找来电工师傅剪断电线才算完事，但我们已伤亡了好几个战士。24日开始向市区进攻前，我们宣布了进城的注意事项，其中包括不得进入老百姓家里，不得随地大小便，这样，在解放上海市区的三四天里，我们的部队不仅在马路上睡觉休息，而且不敢多喝水和吃饱饭，因为没地方解决大小便问题。当胜利后处理烈士们的遗体时，人们闻到了臭味，他们这才发现，我们的战士宁愿把大小便拉在自己的身上也绝不违反纪律。有了这样的战士，才组成了我们这支攻无不克的军队。而没有上海地下党的援助，我们也不可能在短短的三四天里就解放了全上海。在松江休整时，地下党就派人来向我们介绍上海地形，并派了向导。在中山公园我们又见到了地下党上海市委书记刘晓同志。他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需要地下党帮助，我们提出缺少向导，路线不熟会影响速度。后来他安排沪西区委王关昶、施惠珍等同志来和我们接头了，并为我们找来了30多名向导，以帮助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江湾机场。虽然刚见到穿着西装的地下党同志时并不信任他们，印象中有钱人才穿西装，而且他们都没有介绍信，后来我们才明白，在上海还没有解放时，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地下党同志的身份还不便公开，他们不可能带着介绍信在街上露面。但是经过自我介绍和交谈，我们马上就互相信任了，因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上海解放距今已60年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那些先烈们，还有先我而去的老战友们，他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在这场解放上海的战役中，我军共牺牲8千多人，而国民党方面损兵折将超过15万3千人。每当我看到外滩陈毅广场上的陈老总塑像时，总忍不住要掉下热泪。陈司令啊，您带领我们解放了大上海，保卫了大上海，又建设了大上海。如今，您还要站在黄浦江边日夜为上海人民站岗，您真是太操劳了。放心吧，上海昨天和今天的成就，全世界是有目共睹的；上海的明天，将会在我们的后辈手中，更加灿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