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黄海惊雷》序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江南北》杂志从这一年第一期起，至2006年第12期止，连续两年共24期发表了阿章（即郑秀章）同志创作的长篇小说《黄海惊雷》。这部小说以抗战期间苏北新四军在黄海之滨克服重重困难发展军工生产为题材，塑造了高天问、肖波等英雄人物形象，受到众多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欢迎与好评，认为这是一曲正大高妙的乐章，充分体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有的读者还从杂志上把这篇连载小说剪裁下来装订成册，供他人阅读。现在决定汇编成书出版，我认为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我们民族从衰败重新走向振兴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由少变多、由弱转强的转折点。就新四军来说，它是抗战初期由主力红军长征后分布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所组成。1938年春奉命集结于皖南、皖中，当年仅10300人，枪6200支。蒋介石同意将其派至华中敌后，本有借刀杀人之意，即让侵华日军来消灭他多年未能肃清的宿敌。然而，他的美梦并未实现。不论日伪军的“扫荡”、“清乡”，还是他亲自发动的武装反共磨擦，均被新四军所粉碎。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发展成为31万人的大军，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开辟、建立了地跨苏、皖、鄂、豫、浙五省，面积2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400万人的8个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以新四军为主体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更是大显神威，驰骋华东、中原战场，先后歼敌247万，为埋葬蒋家王朝，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这支千锤百炼、令敌闻风丧胆的铁军是怎样发展、壮大起来的呢？我想看一看小说《黄海惊雷》也许有助于人们找到答案。尽管这部小说写的只是苏北新四军发展军工生产的业绩，然而从一滴水可以看太阳。从新四军的发展史来看，1940年苏北（包括苏中）根据地的建立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苏北大平原东临黄海，南濒长江，西为大运河，北为陇海路，面积数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多万。 1937年上海、南京失守后不久，日军就先后占领了这一地区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军韩德勤部则控制着广大农村和次要城镇。韩部号称拥兵10万，却打着抗日的旗号不抗日，甚至勾结日军，排斥异己，欺压百姓，人民恨之入骨。1939年，刘少奇来到华中，经过调查研究，提出新四军应以苏北作为“突击方向”，建议苏南新四军渡江北上，八路军派出一部越陇海路南下，合力开辟苏北，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1940年夏，陈毅、粟裕从苏南率部进军苏北，得到苏北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韩德勤却百般阻挠，拒绝合作。同年10月，黄桥一战，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率部粉碎了韩部的进攻，实现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会师，从而完成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策划了皖南事变，叶挺军长被扣，副军长项英被害，随后蒋介石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针锋相对，几天后即宣布在盐城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进入苏北的八路军黄克诚部编入新四军序列，全军组成7个师，分别活动于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豫边、苏南、皖中地区。1942年，成立新四军浙东纵队，开辟了浙江抗日根据地。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却使新四军从此获得“无法无天”的大发展。
小说《黄海惊雷》以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为背景，描写了以往战争小说很少涉及的新四军在敌后那样险恶的环境下发展军工生产的事迹。这一地区与敌人重兵占领的上海、南京仅一江之隔，我军在他们的“卧榻之侧”、“眼皮底下”不但能够打游击、建立根据地，而且能够造枪造炮，这实在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奇迹！
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在《游击队之歌》里有句最振奋人心的歌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种用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确实是光荣铁军精神的突出体现，值得讴歌；而在敌后那样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能够自己造出枪炮来，同样是光荣铁军精神的突出体现，同样值得讴歌。
当年担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主持苏中战略区全面工作的粟裕同志在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他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补充弹药，我们在一九四二年三月成立了军工部，在设备、物资、技术极为缺乏、落后的条件下，想了好多办法，除通过伪军关系花钱购买子弹外，因陋就简建设起小型、流动的修械所、兵工厂，修理枪械、翻造子弹。我们派出采购人员秘密进入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的大力帮助下，购买了无缝钢管，其他钢材、铸铁等物资，自行制造手榴弹、枪榴弹、地雷、迫击炮弹等，还能少量制造迫击炮。在敌情严重时，我们把修械所、兵工厂放在海船上，在海上继续生产。”《粟裕传》中也写道：军工部前身是一个只有30余名工人的修械所，设备只有老虎钳、锤子和土造的锉刀。他们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艰苦奋斗，建成了拥有50多名干部、200多名工人的相当规模的兵工厂，发展到能够造迫击炮、月产1万发炮弹的能力。被称为“军工智星”的程望，原是上海同济大学机械造船系学生，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他主持研究设计的迫击炮，具有曲射、平射两种功能，在对日作战中大显神威，被日军误认为“俄国造的新式武器”。
请看，这是多么神奇而辉煌的历史！60多年后，正是这段历史深深吸引了阿章，激发起他的创作灵感和热情。从此，他不顾年事已高，翻阅了大量有关史书、史料，访问了许多当年亲历过此事的新四军老战士，精心构思，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有时几乎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努力，终于艺术地、真实地把这段历史再现了出来，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阿章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同时又是一位意志坚定的革命老战士。解放战争期间，他就读于素有“民主堡垒”之称的浙江大学，1948年加入中共，因积极参加爱国民主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当局列入黑名单，后经组织安排撤往苏北解放区，进了党所创办的华中党校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学习。1949年上海解放后，先后任职于上海《劳动报》和《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并开始了创作生涯。1957年，因姚文元妄批了他的一篇小说《寒夜的离别》而被划为“右派”，并被调往宁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获平反，调回上海《解放日报》工作。难能可贵的是，他长期身处逆境，却始终不改革命初衷，依然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勤奋学习，笔耕不止。在这期间他以别名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日报》在全国新闻界首倡连载小说专栏。阿章的《浦江红侠传》被列为首篇，内容是写抗战期间，上海党的地下工作者打入日军特高课，同敌人展开斗智斗勇的往事。刊出后很受广大读者喜爱，报纸发行量骤增几万份。后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著名电影编剧沈寂改编为电影，取名《开枪，为他送行》，在全国发行拷贝数百个，被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片，在电视台一再放映。
我和阿章过去相识不相知。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先后参与了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百岁革命老人夏征农等老同志创办的《大江南北》杂志的工作，我们都为自己晚年还能为宣传新四军、宣传革命历史和革命传统尽一点绵薄力量而高兴。记得阿章初到杂志社不久，即在杂志社全体人员会议上兴奋地表示：我这晚年就“献”给《大江南北》了！从那时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他一直恪守着他的诺言，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办好《大江南北》尽心尽力，一丝不苟。我们一起共事，合作得很融洽，很愉快。他的勤奋、敬业、奉献精神令人钦敬，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