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1期●学习与思考●

思想理论建设:我们党的根本建设

作者:蓝 瑛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党进入新的历史起点,处于重要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会。它作出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更为艰巨重大历史任务的面前,提出了必须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更高要求。我作为受党培养教育70多年的老党员,在初学四中全会《决定》之后,深受教育和鼓舞,特别是其中提出“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这一点,感到是抓住了要害,深有体会,现就此谈一点自己的感想。
  《决定》把我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六条,而特别强调的第一条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指出我党是始终以此“为根本建设”。我认为学习和领会《决定》的主要精神就应以此为出发点。
  所谓思想理论建设的基本内容,也就是在《决定》中一再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个“三化”的要求。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过程,也就集中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国情实际,以及与时代特点、与群众的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而这个结合的过程,又是经历了长时期的艰难、曲折的探索,经过反复不断的挫折,才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我们党就是在奋斗不息的实践中,不断地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并在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才一步步走向成熟,走向坚强。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不可动摇的崇高理想和坚定立场,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革命实践的指南,它又必须在通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相结合的实践中,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具有指导革命实践的真正的生命力。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曾经经历了十多年尖锐而激烈的斗争。当时教条主义者王明一度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曾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诽谤为“农民思想”,诬称“井冈山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革命遭到极大的破坏。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才在全党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也使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从此进入健康发展的道路。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毛泽东在初期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强调对资本主义和平改造的政策,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自己道路”,“不能照搬苏联经验”等等,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以及提出在科学艺术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等。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在全国范围出现了生气勃勃的兴旺景象。但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国际国内出现极其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又加剧了国内外的一股反共逆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判断,也改变了原来由他主持的当年党的八大所作出的关于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提出所谓“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其后又发展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为林彪、“四人帮”等有野心的篡党夺权分子所利用、夸大,以致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这是极其惨痛的历史教训。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党以对人民、对革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树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一方面进行组织上以及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分清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来进一步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水平;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和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正是这一条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进一步深化发展,产生了巨大无比的动力,取得了两个方面的巨大成果。一方面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促进理论上的深化和创新,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如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往开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我们保持清醒头脑,严肃指出:“在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展望未来,我们要实现的“建设全面小康,实现全民富裕,走向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是史无前例的造福人类的崇高目标,这也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奋斗的理想,我们应该更加坚定信心,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发挥更大的创造性,争取更大的胜利。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党的十七大决议中,曾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次四中全会《决定》又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中国化、时代化并列起来,我感到,对于“大众化”以及三者相互联系结合,也需要作更深层次的认识。按我的理解,“大众化”本来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工人运动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产物,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它的理论源泉也离不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斗争实践。近百年来,社会主义之从理论变为现实,也就是依靠亿万工农群众和广大进步人士的斗争实践,由此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一经为群众所掌握必能产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量,这就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无比巨大的威力。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也应该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巨大威力。我至今记得在我们所经历过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和结合中国实际的革命理论,在广大人民大众中,进行过何等艰险的工作,甚至有一大批同志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缔造者,在他一生中发表过的大量不朽著作,正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光辉典范,不少著作甚至是他虚心向群众学习,深入社会的重要成果。他的许多在革命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著作,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为最广大劳动人民喜见乐闻、深受教育。因而,我想这次四中全会《决定》中,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提到如此重要地位,是十分及时,也是极有深意的。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比之于以往战争年代,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不知有了多少更加优越的环境条件,因此,今天我们对此项任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的认识,应该有更大的提高,在工作措施上也应有更大的发展,不仅要把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任务来贯彻,而且要切实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更加密切与群众联系,虚心向群众学习,以及熟悉群众思想,与群众贴心谈心等等。这些也都是我们扎扎实实地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所必须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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