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旅的一颗星

　　我的战友、伴侣范政同志离开我和战友们已经42年。
　　范政原名李万万，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市的一个革命家庭。1931年，范政满6周岁时，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两个多月后，父亲李常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转年，受命到关内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范政的母亲带着他辗转来到洛阳父亲身边，后又跟着父母转到焦作；1935年，再一起随身为河北省委特派员兼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常青来到北平。10岁的范政，因积极参加集会游行，被校方开除了学籍。随后，他参加了《北平新报》的编辑工作并发表作品。
　　1937年2月6日，“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劳团”来到北平。平津各大报记者蜂拥而至，纷纷采访。12岁的范政随《北平新报》的一位记者前来采访。这位记者向慰问团介绍说：“这位小朋友叫李万万，是敝报儿童副刊的编辑、撰稿人，也是本报的小记者。”立时引来众人惊奇的目光。跟着，范政从容地说了几句见面话，给慰问团留下很好的印象。从这天开始，范政每天都到慰问团采访，并带去他编的副刊和写的文章。彼此之间很快便熟悉起来。范政知道慰问团是由“新安旅行团”成员所组成，是在周恩来副主席的关怀下由党领导的革命团体，除领导骨干以外都是儿童。范政在父母的支持下，向新安旅行团恳求参加这个团体，终于如愿以偿。1937年3月13日，范政来到“新旅”的驻地，刚放下行李，他就像老熟人一样，向“新旅”的同志们郑重宣布：“从今天起，我就是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了。从此我随母亲的姓，姓范名政，大家不要再叫我李万万了。”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个新来的小伙伴。
　　一
　　1938年2月，新旅在兰州活动期间，政治上早成熟的范政13岁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6月底，新旅到达武汉，参加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日寇侵华气焰越来越嚣张，武汉局势十分严峻。到10月中旬，武汉即将沦陷，“新旅”便撤到长沙。
　　我是湖南长沙人，当时只有12岁，在小学读书，也参加了新安旅行团。正是这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让我和范政走到了一起。范政是我们这些小团员中表现最为出色、也是个最有魅力的人物。他以聪明才智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儿歌《满天星》、《爸爸打东洋》等等，迄今还在苏北老区广为流传。
　　1939年3月，为了壮大抗日力量，扩大国际影响，取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以著名演员金山为团长、由著名戏剧家们组成的中国救亡剧团。范政作为特选的儿童演员参加了这个团队。他们先后到香港、河内、西贡、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宣传抗日，范政出色地扮演了他所担当的角色。回国后，范政根据他在海外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下了5万多字的纪实文学《海外一课》。热情地讴歌了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们为了支援祖国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海外一课》在“大后方”桂林等地引起了反响，深受青少年的喜爱。同时，由于新旅的生活极度艰难困苦，范政就把所得到的稿费全部献出来，帮助新旅解决了不少困难。
　　1941年1月6日，蒋介石背信弃义，阴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新旅在桂林已无法活动。同时，蒋介石密令收编新旅。周恩来得知后决定让新旅的团员立即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向新旅负责人传达了这个决定。我们心情都十分沉重，许多团员泣不成声。在这个紧要关头，范政站了起来握紧拳头，激昂地朗诵道：
　　同志，朋友：
　　让我们紧紧地握着手，
　　你的手为什么发抖?
　　你的泪水滚滚流。
　　不，朋友!
　　让我们的眼泪往心里流，
　　让我们把仇恨记心头。
　　今天的离别，
　　正是为了明天的战斗！
　　今天的离别，
　　将是我们迎接胜利的前奏。
　　再见吧，朋友，
　　让我们紧紧握着手。
　　再见吧，朋友，
　　再见在黎明到来的时候!
　　范政的诵诗，让在场所有的团员都重新振奋起来。同时也表达了每个团员的心声。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代军长陈毅亲自接见了我们，并指示新旅要组织和动员苏北根据地十万少年儿童参加抗日。范政听到后，马上向团领导提出建议：“要把十万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抗日，只依靠我们团里的几十人到各村去做工作太耽误时间，如果在根据地办一张报纸来宣传抗日，印刷几千份，就等于几千张嘴。”团领导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由范政担任主编，命名为《儿童生活》。抗日根据地四周都被日本鬼子包围着，材料、工具等都运不进来，赤手空拳怎么办报呢?范政就带领几个团员不辞辛劳，从无到有，因陋就简，同时也得到了新四军军部、三师师部领导以及盐阜区党委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用最简陋的办法把小报社办了起来。当第一份抗日小报出版时，根据地的青少年和学校师生都非常激动，他们像得到宝贝一样，爱不释手地传阅着。陈毅代军长十分重视《儿童生活》，范政刚动手编儿童节特刊，他就派专人快马送来了亲笔题词：“抗战事业应该让儿童参加，新四军愿意做儿童们的良友。”这更加鼓舞了大家的斗志。
　　范政是一个多面手。他精力充沛、思想敏捷，既勤奋又刻苦。他经常在油灯下伏膝疾书，写下了不少小说和剧本，如歌剧《刘桂英是一朵大红花》，是赞扬劳动模范的。范政和张拓、黄其明一起创作的话剧《淮阴之战》，演出后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
　　抗战胜利后，范政跟随黄克诚师长奔赴东北。之后，根据组织的安排，我也来到了东北。范政任辽东军区文工团副团长，我任指导员。文工团很快发展到150多人。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四保临江”战役接连取胜，解放了大片敌占区，俘虏了大批敌军。我们文工团给解放战士演《血泪仇》，其中有不少人是被抓壮丁来当炮灰的，他们边看边哭，要求参加我们的部队，成为我军的新生力量。
　　1947年春，范政和我一起被调往北满。范政被派到《东北日报》当记者，不久调双城县周家区任区委书记，搞土地改革运动。我则衔命到合江省参加土改。范政深入农民中间做工作，受到农民的欢迎拥护。为了补充兵源，范政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在松花江南岸，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我们的军队在同敌人浴血奋战。可有些受蒙蔽的青年，受盲目正统观念的影响，还在徘徊观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和背景下，范政创作出了中篇小说《夏红秋》。
　　《夏红秋》问世以后，在东北解放区风靡一时。小说描写了一个被“正统”观念毒害很深的女学生，在形势的教育下转变了立场，由向往国民党到走向革命的转变过程。它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反响强烈，促使不少学生转变了思想，投身革命队伍。
　　二
　　1949年4月22日， 在沈阳市召开第一届青年代表大会，范政当选为市青联主席。在这次会议上，范政像磁石般地吸引住了这些代表，同他们交谈，有如故友重逢。沈阳京剧团团长李麟童提及范政，称赞说：“范政太有才华了，真是一个善于团结不同人的好干部。”
　　范政创建了青年文工队（沈阳市话剧团前身），创办了《青年团员》杂志（《辽宁青年》前身）、青年俱乐部（沈阳市市文化宫前身），被称之为团结教育青年的三大阵地。文工队从演小节目，到演大型话剧《民主青年进行曲》，由他亲自导演，分配角色。
　　我和范政是1949年12月末在沈阳结婚的。当时刚刚开完沈阳市第一次团代会，范政当选青年团沈阳市委副书记，我任团市委少年儿童工作部部长。我们的婚礼是简朴的，范政的父母都出席了，还请了李荒（东北日报社社长）、李都（沈阳团市委书记）、申之澜(沈阳团市委副书记)等领导出席。
　　范政在沈阳工作五年，为沈阳青年团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和人才基础。原共青团沈阳市委书记赵云岫在《回忆范政在沈阳》一文中说：“范政是沈阳共青团的品牌人物，他的贡献，不仅在工作方面创出了骄人的业绩，而且为我们树立了青年团干部的良好形象。他所具有的年轻的人，火热的心；他所具有的聪明才智和高雅气质以及出众的口语才华，发挥着青年偶像般的作用。在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这有力地说明沈阳的老团干、老战友，对范政工作的肯定和深深的怀念。
　　1956年初，范政被调入中共长春市委，担任宣传部部长。他对工作充满了热情。他任劳任怨，从不叫苦叫累。我还清楚记得，那时每晚12点钟，长春日报社的同志就会送来报纸的清样给他审稿。他每次都是一字一句的读着修改着，每篇文章，每个标题，每个版面都不放过。他还经常给《长春日报》写社论、评论，也经常给这份党报提出指导性的意见。范政非常重视干部的学习，为提高宣传干部的理论水平，他经常给宣传干部作时事报告，他的每次报告都有声有色、有理有据，透彻地把党中央的精神、政策，通俗易懂地讲出来。同志们都称他的报告为一堂生动的政治课。在业余时间，他还进行创作，写小说、编故事。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文学作品，如《小编辑》、《卓娅的学校》，还有《列宁的故事》等等。
　　三
　　1958年，范政竟然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党组织，被下放到新立城水库劳动改造，直到1962年才摘掉右派帽子。返城后，被分配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热处理车间任副主任。在此期间，他撰写出话剧《生龙活虎》，由长春话剧院排演，公演超百场。他还创作了话剧《五月的鲜花》，后改名为《吉鸿昌》。为了创作，他倾注了全部心血，每天都写到深夜。曾记得在写《吉鸿昌》的一天深夜，他写着写着就情不自禁地大声朗诵起来。他朗诵的是吉鸿昌被敌人囚禁时的一段台词：“中国共产党是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我能参加共产党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你们可以把我碎尸万段，但我不容许你们污辱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万岁!”他那铿锵有力的朗诵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对创作的激情，我被感动得掉下眼泪，迄今还铭记着那个令我难忘的夜晚。
　　1962年4月的一天，范政特地去北京向郭沫若同志求教。郭老热情地在家中接待了他。在战争年代，他们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交往和经历，从而结成非同一般的忘年之交。那一天，他们在一起回忆往事，展望未来。郭老非常高兴，临别前挥毫写下一首诗赠给范政：
　　一曲洪波越海山，
　　旅行小友忆新安。
　　东风吹送人忘老，
　　远望长春为破颜。
　　范政如获至宝，把这个条幅带回家，一直挂在他的书房里，每天都看着它。郭老这首诗激励着他克服困难，继续前进。
　　然而，文化大革命对他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使得他于1968年8月28日永远地离开了我和三个未成年的女儿，年仅43岁。
　　1979年8月27日，在范政辞世11周年前夕，中共长春市委为他召开了平反昭雪追悼会。追悼会庄严肃穆，大厅两旁挂满了挽联。胡耀邦，邓颖超，肖华，韩天石等送了花圈。东北三省各界的老同志、老战友、老部下也都赶来参加。在追悼会上，中共长春市委郑重宣布“范政在主持市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认真贯彻党的宣传、文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工作是有成绩的，应予肯定。1958年划定范政同志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经省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销原政治结论和处分决定。”这对范政革命的一生是一个公正的评价，也可以告慰范政的在天之灵了。
　　1979年，长春市政府批准话剧《吉鸿昌》由长春市话剧院排演。当年5月，奉调进京参加国庆献礼演出，演出6场，场场爆满。中央领导给予很高的评价，赞许他们为繁荣戏剧艺术做出了新的贡献。这次演出，也受到了吉鸿昌将军的部下及家属的好评。全国各大报和新华社纷纷发表了评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新华社向国外做了介绍。这次演出，荣获多项奖励。
　　范政离开我们已经42个春夏秋冬。今天，缅怀我们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风雨历程，缅怀范政为党为人民做出的贡献，让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的生平、他的业绩、他的作品，都已载入史册，他的精神、他的品格、他的形象，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范政女儿李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