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东进序曲》,是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的顾宝璋、所云平,根据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写的《郭村战斗时的谈判》一文,改编创作而成。剧本发表在1959年的《解放军文艺》上。南京军区政治部话剧团首次把它搬上了舞台,演出获得广泛好评。1962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苏凡、华纯,把它拍成同名电影。由著名演员李炎饰演的黄秉光主任,“舌战群顽”的生动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黄秉光的原型就是陈同生。
现今知道陈同生这个名字的人,可能不多了,而知道他革命经历的人,则可能更少了。 陈同生本姓张,名翰,四川营山人,曾用名张翰君、陈莲、陈农菲。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他本是一介书生,却又是一名军人,做过地下工作,搞过军事工作,在战斗中负过伤,当过新闻记者,还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是个文武双全的忠诚的革命者。1939年9月,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派他到当时在苏南东路地区活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工作,写介绍信的同志,本来是要写“陈农菲同志”的,但提笔写了“陈同”二字时,就发现写错了,正准备换纸重写一张,他就将错就错,让在“陈同”后面加一个“生”字。他的名字便改成了“陈同生”。
陈同生参加新四军后,先是在叶飞领导的“江抗”当秘书长,随部队渡江北上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0年5月,新四军挺进纵队在吴家桥地区反“扫荡”作战后,为防日军报复,便转移郭村暂时休整。这时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在反共顽固派韩德勤的挑唆下,要用武力赶走新四军。新四军挺进纵队为向李长江解释、疏通,缓和局势,叶飞便派陈同生于1940年6月20日去泰州与李长江谈判。陈同生只带了调查科长周山和两名警卫员,策马前行,临险从容,深入虎穴,以其凛然正气和机智勇敢,力克群顽。下面摘录陈同生描述的当时与李长江谈判的片段:
李长江:“你们就是天兵天将,叶飞、陶勇不过两三千人。我们鲁苏皖游击队就是豆腐渣,也有十七八大堆,也要胀破老母猪肚皮的!”
陈:“我们不是老母猪,是会战斗的人,是从来不怕打仗的人,只是不愿意打这种亲痛仇快的内战而已!谁要不讲道理,逼着我们拿起武器,我们虽然很年轻,但也奋斗了近20年了。这一点倒要请副总指挥三思而行,免贻后悔!”
李:“我要你们三天内退出郭村,请你立即写信给叶司令,告诉他,我们第四天要进郭村!”
陈:“我是来谈判的,不是来接受谁的命令的。我军人数虽少,但组织坚强,士气昂扬,老百姓拥护;而贵军愿做亡国奴者少,不愿内战者却是很多。我们冒险来到泰州,苦口婆心,忍受你们部属辱骂,不是我们软弱无力,更不是我们担心郭村保不住,而是让全苏北和泰州的人民看得见我们爱国爱民的诚意,听得见我们‘内求和平,外求抗战’的声音。如果你们一定要诉诸武力,可以告诉你,打下去,扬州的日寇会赞扬你们的‘勇敢’,苏北老百姓会责备你们挑起内战的罪恶,泰州到底是谁的天下还难定。得人心者王,失人心者亡,古有明训,今天还是真理。”
李:“我们可以缓几天出兵,但你必须给叶司令去信。”
陈:“这倒可以商量,双方提出条件来共同考虑。你们何时出兵是你们的事,我们决不向你们先放第一枪。必须说清楚,谁先打第一枪,便要负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责任”。
……
李长江自恃他的力量强,于6月28日以13个团的兵力围攻郭村,还把陈同生扣押作人质,直到新四军挺进纵队在苏皖支队等的配合下,粉碎了李长江的进攻,才不得不把陈同生等礼送回部。陈同生作为谈判代表,确是不辱使命。
就是这样一部反映我军斗争历史的影片,在“文革”中也被禁映了,而且一禁就是10年。直到1979年8月,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电影《东进序曲》才在全国重新放映。为什么呢?有人抓住陈同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牢,又被李长江扣押过的历史“关节”,诬他为“假党员”、“叛徒”。可是他对那些打手说:“过去国民党监狱里要叫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没法办到;现在你们要我承认是‘假党员’、‘叛徒’,同样办不到!”
为了《东进序曲》能重新放映,电影的编剧去找叶飞了解陈同生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问题?叶飞说:“陈同生当然没有问题。1939年他来新四军时候,是我亲自审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根据地,天天打仗,要是不可靠,还能让他当领导干部吗?你给我写下来,我来签字。” 那位编剧把大意写下来,请叶飞签字。叶飞看完不满意往旁边一丢,说:“你还是不敢大胆写啊!算了吧。”说完,叶飞自己拿起笔,写了一份简短明确的证明,只有一张纸,是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他以个人名义保证陈同生没有政治问题。叶飞还对陈同生的女儿说:“我让这个电影重新上映,就是为了给你父亲平反,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陈同生没有问题。现在人们看这部电影,坐上不到两个钟头,我们的仗就打胜了。你想过没有?那时去谈判有多危险!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十倍。虽然陶勇要过来增援,但还有几天的路程,而且一路上是打过来的;王必成还在江对面,长江也被敌人封锁了。你父亲平时看上去像个书生,可是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给部队调动争取时间,他骑上马就去了。郭村是个小地方,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有日本鬼子,有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地方杂牌军非常复杂,虽说是‘友军’,也靠不住。我们的人最少,真打起来,连我都没有把握一定能打胜。要是那一仗打败了,你父亲肯定回不来,这一点我们送他走的时候都知道,他自己最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