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平：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在王一平同志身边工作了几年。后一平同志因身体欠佳等原因而离职，我就不再担任他的机要秘书。一平同志去世后，有朋友建议我写一篇一平同志的为人。我在一平同志身边工作时间不长，不敢贸然动笔，但朋友的建议却一直挥之不去。
　　我在一平同志身边工作时，知道他是一个廉洁奉公的高级干部，对自己、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离开以后，对他的品格逐步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是一个真正符合陈云同志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要唯实”的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
　　一平同志是1932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磨练，一平同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军队高级政工干部。1952年，时任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政治部主任的他刚要去南京军区报到，上海市市长陈毅同志要他留下来，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和“三反”领导小组成员，负责“三反”的定案工作。一接触实际，一平同志发现，“老虎”（“老虎”是“三反”运动时对贪污犯的特定称呼）的数字有很大的水分。他认为是否“老虎”，是大“老虎”还是小“老虎”，都要根据实际材料来核定，不能追求数字。结果“老虎”的数字下降很多。上级领导认为他思想右倾，让他抓定案工作，怎么“老虎”越打越少了？一平同志说，什么叫“老虎”越打越多，“老虎”越打越少，社会上有多少“老虎”，就打多少，不应该定指标。这场矛盾，最后是另一位领导同志和稀泥说，“打老虎时越多越好是对的，定案时越少越好也是对的”，问题就不了了之。
　　因为几个月的紧张工作，战争时期的旧病复发，一平同志去住院治疗了。
　　两年以后，一平同志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55年春，“反胡风运动”开始，他被指定为“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在胡风的朋友们的信中涉及到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同志。《人民日报》在胡风的信的注释中以断然的口吻说，彭柏山是“胡风集团分子”。对此，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不敢懈怠，“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连夜开会讨论如何采取应对措施。有人提出要立即拘留审查彭柏山。一平同志认为现在情况不明，首先需要了解情况，再确定如何处理。会议开到深夜，因只有一平同志一个人持不同意见，彭柏山在第二天就被拘留了。二十多年后证明，彭柏山当时被拘捕，是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的错误做法。但在当时，一平同志被批评为右倾，并被要求把彭柏山问题快点搞出材料报告中央。处于这种境地，一平同志既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不表态，就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只好请市委另请人去搞吧。”可以想见，他当时的态度，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但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并没有因此对他排斥打击。考虑到一平同志身体不好，保留了他的市委常委职务，调他去上海市博物馆担任馆长，让他能边工作边休养。
　　1957年夏季，严峻的反右派斗争开始，全国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都打出了大批右派，省市自治区以上的博物馆也不例外。2007年3月9日上午，我在参加一平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时，几位上海博物馆的领导同志对我说，博物馆的同志都怀着深情追思一平同志。正因为当时的馆长是市委常委王一平，上海博物馆里没有一个人被划为右派。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的博物馆中是绝无仅有的。柯庆施同志对一平同志也并没有批评，相反，一平同志不但继续担任市委常委，后来还兼任了市委秘书长。
　　1960年，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影响下，上海也一度掀起了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的浪潮，市委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指定一平同志为领导小组组长，市妇联副主任刘光耀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来，城市人民公社没有办成，原领导小组就改称街道里弄工作领导小组。1961年上半年，柯庆施同志主持会议听取街道里弄工作情况汇报，街道里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光耀在讲到某些缺点时，柯庆施同志打断了刘光耀的发言，严厉批评她夸大工作中的问题。一时间，刘光耀站也不是，坐也不好，很是尴尬。这时，一平同志就站起来据理力争说，汇报提纲是他和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讨论的，有什么不当之处由他负责，并说：“今天各区委负责同志都在场，大量的工作是他们做的。请他们谈谈，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要不要引起重视？应不应该帮助解决？”一平同志这样一讲，柯庆施同志自知失态了，努力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会议也就继续正常进行了下去。柯庆施同志批评人不留情面，许多人在他面前说话不免战战兢兢，一平同志却敢于同柯据实论理。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下，一平同志的政治品格让人肃然起敬。应该补充一句的是，柯庆施同志虽然有“一言堂”的毛病，但对一平同志也不抱成见，以后一平同志还升任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处书记。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另一个例子，是一平同志在“文革”中不以个人进退得失，把“四人帮”提出的重新起用他的条件顶了回去。1967年初，上海“一月夺权”以后，一平同志被打倒，受审查，下放干校劳动。一平同志出生于山东农村，与劳动人民有着深厚感情。他埋头苦干，挑担、划船样样在行。一平同志既没有历史问题，工作上也找不出岔子，把他长期晾在一边，毫无道理可言。一天，上海主持日常工作的马天水和市革委会另一位领导一起去找一平同志谈话，表示要“解放”他，条件是：站出来揭发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一平同志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上海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是书记处书记，我也有责任，绝不能由第一书记陈丕显一个人负责。又说，我是上海市委中分管干部工作的，现在上海还有那么多的区县局干部没有“解放”，现在“解放”我是不合适的。马天水等人碰了壁，张春桥更是大为恼火，在一份干校的简报上写道：“王一平劳动表现好，但思想反动。”就因为这个缘故，一平同志的“解放”又被拖延了两年，他的重新起用则迟在3年以后，被安排为一个没有实权的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
　　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说说容易，做起来是比较难的，在唯书成风，唯上是命的政治氛围下，要做到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然而，一平同志却能一以贯之地恪守唯实，实为难得。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一平同志的这种品格，我们必须永远学习。
（作者附注：此文写于王一平同志逝世三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