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1年生,1947年3月入伍,1949年4月入党。1949年5月12日参加解放上海战役,随军进驻月浦阵地,任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二O六团三营七连通信员,在上海战役中立一等功,获得人民功臣称号。1964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离休前任江苏如东兵房轧花厂党支部书记、厂长。
上海外围敌军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1949年4月21日,我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4月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我军即向上海进军。
上海月浦是国民党守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我们是5月12日黄昏进入月浦阵地的。当时我任七连连长曹海云的通信员。上级要求我们采取猛攻猛插战术,在5月13日中午12时前占领吴淞口。在月浦镇附近,我团前卫连消灭了敌军一个排的流动哨,活捉了敌军排长。对敌排长审讯后,我们将敌人守备情况向师部作了汇报,要求改变猛攻、猛插战术,采取攻坚战术。当我们逼近月浦镇时,已经是深夜12点了。我们连夜挖了交通战壕,构筑了火力点,但时间相当短促,战壕还来不及挖深,天已经亮了。
13日上午,敌军用猛烈的炮火向我军阵地密集轰击。我团3门山炮进行反击,一会儿被打坏了2门。人员伤亡也很大,一营、二营各有三分之一的伤亡。团和师、营之间的指挥联系的电话线也都被敌军炮火打断。指挥联系相当困难,只能通过通信员来传达,但通信员的伤亡也很大。部队隐蔽在不深的战壕里,不断地向敌军反击,等待总攻的命令。
13日下午2时,各营的冲锋目标都已明确,发扬了所有火力,把敌军地堡的枪眼都封锁住。在军、师的指挥下,二六O团和二五三团对月浦镇街区的守敌发起总攻。师指挥部发出了攻击信号弹,两团按猛攻猛插要求,实施集团冲锋的战术。哪知道狡猾的敌军还有三分之二的火力点隐藏在草堆上、树林中和伪装的坟包里,这时一齐疯狂向我们射击。我亲眼看到,前后、左右不断有我们的同志倒下去。但我们还是一直往前冲,没有一个停下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突破了敌军的第一道防线,攻占了月浦前沿阵地。当我们冲击月浦街区时又受阻了,在离街区50米处,是敌军的第二道防线。那时天已晚,下着大雨,后方又送不上饭,战士们一天都没有吃。既要巩固前沿阵地,又要防守敌人反击,任务很艰巨,伤亡也相当大。当天全团一线阵地上的步兵只有120多人。
连长牺牲后我组织部队往前冲
到5月14日,部队攻击月浦街区时,战斗非常激烈。我所在的七连的4个连级干部中,1个牺牲(副指导员印达),3个负伤(连长曹海云、指导员沈士德、副连长印信权)。3个步兵排的排级干部,全部牺牲或负伤。这时七连只有30多人,也没有人组织指挥了。我当时作为连长的通信员,自告奋勇代理连长职务,冒着枪林弹雨火速赶到营长张景昌那儿去报告。营长问,情况怎么样?我说:“连、排干部牺牲的牺牲,负伤的负伤,没有干部指挥了,现在我在指挥。”营长说:“就你指挥。”我迅速赶回连队阵地,把战士组织起来继续战斗。敌军4辆坦克并列,在我营的阵地前面,坦克炮向我阵地密集射击,掩护敌步兵向我阵地扑来。由于天下雨,几天下来,我们全身都是泥浆,枪因淋雨也打不响了,只能用手榴弹、炸药包进行反击。在组织反击时,营副教导员张勇冲在最前面,英勇牺牲。这时阵地上营一级的指挥员也没有了,全营只有40多人。我发动大家把原来绑在腿上的绑带解下来,将手榴弹4个一捆扎起来,成立3到4人一个组的爆破小组,用火力掩护,突破敌军的防御工事,冲上去爆破。我们将手榴弹塞进敌军的一个个碉堡内,敌军的12座子母碉堡,被我们炸毁了5座,为第二天的冲锋开辟了道路。
这时,敌军的一部分火力点又打了起来。我立即带领3名战士,通过敌军的铁丝网、梅花桩往前冲,当即牺牲1人。当我们冲到敌地堡边,敌人慌忙堵塞枪眼,不让我们把手榴弹塞进去。我们用枪杆推炸药包,正要实施爆破时,地堡里的敌军叫了起来:“不要炸了,不要炸了,我们投降。”爆破成功了,但和我一起冲上去的3位战友都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
这时天已黑了,敌军山炮和军舰上的炮火不断向月浦阵地猛击过来,我们全团62名指战员仍然坚守阵地。正在这时,二五九团的2个营过来增援,打退了敌人的攻击。敌人的一发炮弹在我身旁3米的地方爆炸,将我当场击倒在地,几天几夜才苏醒过来。
上海战役胜利后,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举行表彰会,我荣获一等功奖状(二十九军八十七师政治部颁发,全团共2人)、人民功臣奖章(编号:254)。军功证书现在上海解放纪念馆陈列展出。回顾我亲身经历的解放上海战役,缅怀8000多名牺牲的先烈(其中包括我的亲哥哥邱祖豪),我们要铭记历史,努力工作,为实现国强民富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