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德广说到《农村青年》

　　杨德广何许人？大学校长是也；杨德广何许人？农民的儿子是也。这两个在今天有天壤之别的身份怎么会集于一身呢？日前，我用了好几个晚上读完了《从农民儿子到大学校长》一书，对杨校长的经历有了比较具体的了解。他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曾饿过肚子，如果不上学，他肯定还是农民一个。可是，他由小学，而中学，再到大学。教育者先受教育。杨德广受了大学教育，有资格当大学校长。他先后当过几所大学校长，均受好评。
　　人非生而知之，无不是学而知之。换句话说，人都是受教育而知之。受教育的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是分层、分类的。分，除了按资产分，还有个按教育分的问题。不过，这分不是一生下来就分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因此，古代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有教无类！”意思是：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不管是达官贵人的子女还是黎民百姓的孩子，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今天，我们实行的义务教育制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践行有教无类。
　　社会流动从一地到另一地，叫水平流动。水平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不过，更重要的是垂直流动。所谓垂直流动是：为下者往上流，为上者向下流。农民的儿子在受教育后当大学校长就是垂直流动，且是向上的垂直流动，是更大的社会进步。社会应支持和鼓励这种向上的垂直流动。
　　当然，受教育的途径有多种，进学校是主要的一种，有教师指点迷津很重要。杨德广走的就是这条途径。此外，自学也是一种成才的途径。英国大剧作家莎士比亚就是农民的儿子。他父母是农民，岳父岳母也是农民。他曾是剧场里搬道具的，既有底层生活的体验，又看了很多书，便写出了流传于世的剧本。可见，自学也得有书，有教材，也得以刊物为师。
　　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创办了《农村知识青年》杂志。1964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提出应当扩大这本刊物的影响，把《农村知识青年》改由华东局宣传部主办，更名为由魏文伯题写的《农村青年》。把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总编辑陈晓东调来上海当编辑部主任，把华东局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郭加复调任编辑部副主任。阵容不可谓不强。《农村青年》原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其内容每期都有农村的先进人物，都载有文化科学知识。说是华东的刊物，实际上，全国29个省市都有订阅。西藏也订了好多份。期发行量曾达37万份，在青年刊物中仅次于《中国青年》。刊物的主要文章送宣传部长夏征农、副部长吴建、洪泽亲自审阅，连封面登什么图画，也需要经夏征农挑选。刊物成了农村青年的“大学校”。像安徽知青、后来成为上海文新集团领导的张韧，就是《农村青年》的封面人物。1966年“文革”爆发，除《红旗》以外，各类刊物在1966年相继停刊。唯独《农村青年》由于太受欢迎，很少有人炮轰，一直坚持办到1967年底，成为上海最后一个停刊的杂志。
　　时间转眼进入了21世纪初叶，农村青年的求知欲更加旺盛。中国是不是也更加需要《农村青年》一类的刊物呢？能不能再涌现一批杨德广、张韧或者是莎士比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