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考

       一

在邓小平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考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高瞻远瞩地指出：“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邓小平主张努力吸收他国的进步因素，不断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的创新，从而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经过长期探索和思考之后到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时，他更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此时，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胸有成竹的思考，使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他强调：“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进一步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中国传统诠释学注重原典校勘、版本考证、语义澄清、脉络梳析、前后文逻辑消解、时代背景考察、历史原典诠释等。整个诠释过程可分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等不可随意逾越的诠释阶段或层次。以这个传统来诠释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思考，不难发现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杰出思想。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非常明显，邓小平心目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不同的，是吸收苏联的教训而创立起来的。1986年9月29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这里邓小平讲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分不开的。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讲道：“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这里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里邓小平提醒我们注意，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即使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形成也不能墨守成规，还必须与时俱进。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期间，他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以清晰的语言告知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质就在于“全方位改革开放”。他还认为“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平心静气地看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是由制度的改革和制度的创新所造就的。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恩格斯强调：“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他强调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列宁说：“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制度的创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在于制度的改革和开放。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再三强调，中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对于外国人来说是无可非议的对中国认识的进步，这说明他们注意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自于改革开放。不难想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离不开中华文化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善于吸收马克思主义、勇于理论创新的创造精神，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组织能力，离不开改革开放以来把社会主义基本特征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结合进行制度创新的革新精神。

二

邓小平关于“共同富裕”的观念，不仅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破解近年来国际上“中国不确定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定海神针”的作用。其实，“中国不确定论”源自于“后社会主义”理论的倡导者、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最早在1989年《关心亚洲学者学报》第21卷第1期发表的题为《“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他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主要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相区别。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他强调，社会主义选择在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然而，他之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捉摸不定”，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这成为“中国不确定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波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沙夫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关于中国当前的制度是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他持否定立场。他认为，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增加。现代中国尚未形成稳定的国家制度，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来确定。假如采用西方传统的“定义”来判断中国，那是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我们分析的对象正处于大变革过程中，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只能说当前中国的制度是一种混合型制度。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全球视野中，世界中左派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焦点就是“中国不确定论”，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好好研究解决。

理论上破解“中国不确定论”最有力的价值武器莫过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邓小平曾以十分清楚的语言指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的犯罪、堕落、绝望。在邓小平的心目中，能否形成共同的社会政治理想和经济理想，是否具有共同的道德标准，这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界限。经济上共同富裕，政治上民主清廉，精神上文明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价值理想，全体共产党人必须为之奋斗终身。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到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个大问题时指出：“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他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尽管实现经济上的共同富裕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共同富裕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教育全体党员干部树立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并且落实在行动上，过好金钱关、权力关，发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始终保持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能否发挥的根本问题。

由此可见，邓小平概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就在于：有无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核心价值，恰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原是东海龙宫里的定海神针，一旦离开了“共同富裕”这一核心理念，中国的一切就会变得不确定，摇晃起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质内涵，重心在于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邓小平讲：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他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他还大声疾呼“要以身作则地把这种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这里，邓小平所指出的，没有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人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没有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道德精神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原则，是极具建设性的指导性意见，值得我们在构建核心价值观时格外重视。理解这一问题的哲学依据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超越性、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表现在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依然有可能在文化上“奏第一小提琴”，德国古典哲学和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执世界文化的牛耳，都是马恩心目中肯定过的历史文化范例。

三

海外马克思主义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新视角。后马克思主义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问题时，他认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权力结构，不是单纯意识形态可以改变的，只要资本存在，意识形态的“幻象”的客观性和“商品拜物教”就依然存在。在这里，詹姆逊谈到的“乌托邦”的集体理想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力量，对于抵制自由市场破坏性的作用不容忽视。詹姆逊说：“看一看在苏联发生的事也许有所助益。我相信，一个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的国家，一定会发展出集体的习惯和生存方式。这些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丧失殆尽。另一方面，苏联的例子也表明，也许这些集体习惯和生存方式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也显得很脆弱。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资本主义和市场。那是一股侵蚀力很强的势力。集体性的东西建立很难，摧毁则很容易。金钱是瓦解所有集体性的东西最基本的形式。”他强调：“但我们看到的是，当市场来临时，各种集体力量却在保存、发展自己。所以，我认为如果集体力量找到保存、发展自己的方式，这将是一股无比巨大的力量。”马克思曾经在东方社会理论里谈及“跨越卡夫丁峡谷”命题时指出，关键在于公有因素力量与私有因素力量之间最终谁战胜谁。詹姆逊的观点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有相接近之处。他提醒我们，集体乌托邦理想可以抵御消费主义拜物教的侵蚀。他进一步论证道：“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有关生产方式的人类学。我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会创造出它自身的生活方式。我们希望社会主义能做这样的事。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而且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相比，它们还处于初级阶段。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去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独特的生活样式加以发展。”詹姆逊关于社会主义不仅是理想，而且还必须发展成为抵御拜物教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对于我们确立核心价值观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综上所述，邓小平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思想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内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出了许多重大的课题需要人们去探索。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