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94岁。人虽老,但诗心不老,如今我依然神驰诗海,填词作诗。去年我自费出版了《新声履痕》诗集、《小路续集》诗词集以及与人合作的诗评集《海上新声诗话》,加上之前出版的诗集《风雨潇潇》、诗集《金凤歌》、散文集《青山有路》、《小路集》和与他人合作出版的书,计有十本。
诗的启蒙
1920年,我出生于江苏省如东县坝上镇的一个中医世家,取名姚世瑞。家里遵从的古训是“女子无才便是德”,故而迟迟不让我读书。在我一再吵闹坚持下,到了15岁时我才走进古坝小学补习班就读。在这所小学里,有一位思想激进的老师何晴波。他在课堂上为我们讲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徐志摩的诗。我被他的讲解深深打动,被这些新诗深深吸引。
第一首诗
诗的种子播撒进心田,终于长出了第一片叶芽。1935年,我写了平生的第一首小诗《我或》。这首诗被刊登在《如皋导报》的“春泥”副刊上,不过短短的几句:“我不问失败/或是成功/我不问社会诅咒/或是言从/我努力思想革命/为人类灵魂除痛。”它传递出了一个青春少女不屈从于命运安排,奋力抗争,冲破封建樊篱的心声。
隔年,我又写出了《启蒙》一诗,这是献给何晴波老师的。我在诗中写道:“你对我讲过人生的真谛/那激动人心的悲壮故事/女杰的慷慨悲歌/愁煞人的秋风秋雨/蔡公时的惨烈/廿四烈士的死/从你的谈吐中得知/我问你何去何从/你却笑而不语/可我那纯真的心/已暗暗起誓。”其时我已经察觉出何晴波老师是在暗地里做抗日救国的大事,我敬佩他,我要学习他,学习秋瑾,以身许国。
离家投军
“七七”事变之后,侵华日军铁蹄长驱直入,占我国土,山河虽在,国已破碎,我的家乡古坝镇也插上了刺目的太阳旗。其时我正在邱陞中学读初二,学校里也在开展抗日活动,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协会”。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一组织,写传单,贴标语,演讲,唱抗日歌曲,抵制日货。
1940年3月,我在何晴波老师的介绍下,秘密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一天,学校里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顾斌庄重地找我谈话,说:“根据你的表现,上级批准你入党。”随后,我在他的宿舍里举行了入党宣誓,从此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40年10月,在黄桥决战的炮声中,我由古坝镇乘船北上,一日后抵海安,在那里参加了新四军。我激动万分地写下了《奔之歌》:“我奔向大海/我在大海中成长/我搏浪而歌/是海上的星月/引导我走向遥远的彼岸。”入伍后,组织上送我到中共苏北区委培训,1941年,我被派到如东县丰西区区委工作,改名为“莫林”。
是年岁末,区委机关在一次转移的夜行途中,因叛徒告密遭汪伪“和平军”袭击。我脚上穿的是一双芦苇编织的“毛窝”鞋,极不跟脚,在奔跑中鞋掉了。跑到河边,河岸的芦苇刚割掉,尖利的芦苇根刺破了我的双脚,疼痛难忍,怎么也跑不快,最后被紧追不舍的“和平军”抓住了。
敌人把我关押在一个碉堡里,又打又骂。他们威胁我说:“年纪轻轻的去当新四军,杀头的罪。”一个小头目冲我喊道:“快说,新四军到哪里去了?”面对杀气腾腾的敌人,我毫无惧色,一言不发。那个小头目凶狠地叫道:“不说,把她给活埋了!”
区委将我被捕的消息上报县委。县委特批卖了一百担公粮营救,家里也砸锅卖铁,共拼凑了2000块银元送去,敌人终于将我释放。
革命伴侣
1944年,我被调到如东县委工作。不久,从东台县调来一位同志加强县委领导班子,他叫夏光华。他打仗十分勇敢,身先士卒,对部下也十分体恤爱护,对党的工作忠心耿耿。我十分敬佩他,与他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在那个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我们一再推迟婚期。我在一首诗中写道:“相逢硝烟里,相别觅战机;相约不虚待,后会胜利时。”
1949年大军南下,全国基本解放后,我与夏光华举行了婚礼。夏光华长期在上海市委党校任教研室副主任,1979年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经济研究所任副所长。1980年,他因患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辞世,终年60岁。
光华的去世,令我悲痛万分。在彻夜难眠之际,我连续作诗词以寄托哀思。这些哀歌并非只有哭泣伤怀,而是追忆当年的战斗岁月。今录《水调歌头·忆光华》:
几度中秋夜,魂梦每相从。展眉舒卷南窗,有语刻怀中。昔日涛平东海,烈士东乡祭罢,长啸对西风。更是横流急,击水似蛟龙。
月华练,天兵出,势何雄。古湾三捷,胜利之夜两相逢。旧事萦回常忆,十载英灵安在,佳节酒盈盅。梦醒枕衣湿,明月挂长空。
诗中夕阳
随着部队南下后,我留在了上海工作,先后任北郊区区委宣传部部长、宝山县县委书记。1985年,我办了离休手续。
卸下公职后,我满怀憧憬地跨进了上海老干部大学,选读诗词班和写作班。通过系统的学习,广泛涉猎中华诗词宝库中的经典作品,听老师对这些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我眼界大开,获益良多。从那以后的近30年,诗词和我日日相伴。我还和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创办了“金秋文学社”、“枫林诗社”和“新声研究小组”。
我是夕阳,我爱夕阳。“晚晴诚可贵,岂肯妄蹉跎”。诗歌已伴我走过了80年,在今后的日子里,诗歌也将一直伴随着我。